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族主义情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是由现代性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从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