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与制约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本文使用的材料，除了中国的公开出版物外，还有一些俄国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口述史料，而这些是很多中国研究者没有看到或引用过的重要资料。在研读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笔者拟考察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方针及其形成的基础、变化的原因，以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增加一点新内容。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斯大林绝对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国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了参观核设施的要求。斯大林拒绝了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国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在苏联刚刚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无疑在向西方暗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如果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或许也想以此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2，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1952年底，即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Nesmeyanov）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没有技术，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研制核武器的问题。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赫鲁晓夫强调核试验耗资巨大，中国国力难以承受，确属实情。不过，莫斯科的主要忧虑并不在此。同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也心存疑虑。此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BernardBaruch）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AndreiA.Gromyko）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5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