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笔记现代汉语语音部分主要参考书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年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版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现代汉语界定·汉语共同语发展简况现代汉语广义上指“五四”以来汉民族的交际语言，包括共同语和各种方言；狭义则专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普通话是在汉族内部通过长期的互相交往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形成的。汉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形成共同语的历史过程不同，分述如下：我国很早就有共同书面语，汉代所谓“通语”（见扬雄《方言》）就是全国通行的语言。古代正统书面语文言文最初基于口语产生，但这种书面语传统一旦形成，就逐渐与口语脱节，最终成为大众难以读懂的语言。唐末（公元九世纪）以后，民间逐渐产生一种与口语直接联系的新的书面语言，后来称作“白话文”，是今天普通话书面形式的源头。白话文到了宋元之际（公元十二三世纪）已经相当成熟，明清以来又涌现了大量白话文学作品。这种书面语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通行于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民族共同语的性质。书面语中向来是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才使白话文取得正式书面语言的地位。汉语共同语的口语形式出现得比书面形式晚。至迟在十四世纪，一种后来被称为“官话”的共同口语已经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而这种口语至少到清代就已经相当通行。因为北京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话在官话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到了“五四”时期，“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兴起，“国语”这一名称取代了“官话”的提法。两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用“普通话”称呼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煜按：北大版《现代汉语》未提“雅言”一说，大概是不认可它的共同语地位；把“通语”处理成书面形式的共同语，而非共同口语形式。并且“通语”只是就文言文的发展而言，并非“现代汉语”所着重追溯的源头，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源头是早期白话文。所以那种“雅言－通语－官话－国语－普通话”的发展脉络不为所用，是因为雅言的共同语特征不明显，通语不是完全的口语形式；雅言和通语不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所以要注意两点：一、着重的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二、分为口语（官话…）和书面语（白话文）两种形式。汉语主要方言概况汉语方言分歧很大，非常复杂，根据方言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七大方言：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分布区域：长江以北汉族居住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湖北（东南一带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四省、湖南省西北一带说明：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内部一致性较强。包括四个次方言区：次方言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分布区域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一部分西北各省汉人聚居地，包括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一部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湖北大部（东南角咸宁地区除外），还有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小块地区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属华北东北方言，除外），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二、吴方言：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八点四分布区域：上海市、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不含镇江）、南通小部分及浙江省大部说明：吴方言内部存在一些分歧现象。杭州曾作过南宋都城，其城区的吴语就带有浓厚的“官话”色彩。三、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五分布区域：湖南省大部分地区（西北角除外）说明：因处于赣方言、西南方言及客家方言的包围中，内部分歧较大，有些地区更接近于赣方言和西南方言。存在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差别，新湘语通行在长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