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导读】余英时：当代著名中国文化史学者。原籍安徽潜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从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以一系列的专论形式，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并论述了“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认为：中国的“士”在先秦是“游士”，之后为“士大夫”。孔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开辟了守道自重的传统；秦汉时士以儒教为中心，执行着“吏”与“师”的职能；魏晋南北朝儒教中微，道家“名士”和佛教“高僧”反而更有体现“士”的独立精神；隋唐佛盛，宋代儒兴、“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成了此后“士”的新标准；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随商业的发展和士商关系的变化，出现“士多出商”、“士商相杂”的情况，故在商人伦理中，也体现了儒、释、道的传统精神，总之“士”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自由的“未定项”，大体上决定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走向。全书结构：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二、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一—兼论“作优”与“修身”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附录：“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十、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十一、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十二、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简略如下：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这就构成了士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和传统：士最初服务于各部门的基层事务，是贵族阶层最低的一个集团。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造成了上层贵族和下层庶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士阶层恰处于这二者之间，成为社会流动的汇合之所。于是，人数的增加使士阶层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基本的改变，直至春秋末期，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被正式规定在“民”的范围之内。他们已不担任社会公职，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之”的状态。社会由此出现了一个拥有知识，以“仕”为业的利益集团。礼坏乐崩信仰幻灭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在哲学的突破中，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和价值观念。表现在对于自然的秩序及其规范和经验的意义产生了明确的哲学概念；对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也发展出一套完整、并别具一格的看法。他们对古代诗、---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书、礼、乐的“王官之学”进行了批判。在百家争鸣之中，各学派不论在思想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以道自任的精神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士志于道”，他们以超越自身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对整个社会寄予一种深厚的关怀。但是，当士“思以其道易天下”时，面临的是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就构成了“道”与“势”的依附和冲突的两难：从统治者方面言之，他们在社会秩序极度紊乱中，的确需要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士阶层方面来说，道统与政统已经分开，他们不在固定的封建关系之中各事其职，精神上有所凭借赋予他们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力量，所以对士更重要的是维护在王权之上“道”的权能。这就注定了士阶层与专制王权互相依存，同时又激烈对立的窘迫。恰如其分的境地只有待于“贤王”与“贤士”共同的努力。于是，士与君的关系就是“师”、“友”、“臣”三类。“道”没有与“势”相抗衡所必需的某种架构。道统没有组织的力量，它的尊严全要靠士本身来彰显，最后又必须归结到士与统治者之间是否能保持适度的个人关系。毕竟这种关系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之上。这就形成中国士阶层的若干基本特征：一、他们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属于某一阶级，而是“道”的代表；二、“道”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