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不考虑对象，就等于射击不瞄准。而关于什么样的对象，说什么话。可以参考鬼谷子《权篇》中说的：“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第四，说话的方式和分寸所谓说话的方式和寸，就是同一件事，你会选择说哪一段，站在哪个角度说，比如，你太太炒菜，四个菜中只有一个好吃，你吃饭的时候会说那三个不好吃，还是说那一个好吃呢？一定是说那一个好吃，因为你说那三个不好吃也没有用，再说好不好吃她和你一样清楚，为什么要说呢？答：“维多利亚。”门未开，再敲。问：“谁？”答：“你的妻子。”门开了，维多利亚走了进去。女王回到家里，场合改变了，她就不再是女王，而是一位妻子。在宫廷上对着王公贵族说话是一种情形，回家说话应该是另一种情形。不看场合，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想到什么说什么，这是“不会说话”人的一种拙劣表现。着名作家李存葆说过：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宣传鼓动不会是长篇大论，有时面对敌人痛骂一声，回头向战友一招手，喊一声：“有种的，跟我上!”这比宣传鼓动更有效。这也告诉我们，说话只有根据场合，灵活运用语言，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都知道有一条成语叫“对牛弹琴”，它讽刺的就是“说话不看对象”。琴弹得再好，对牛也没有任何意义。说话也一样，不看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作用，有时还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杀身之祸。要了解听话者的身份、年龄、职业、爱好、文化修养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所说的话才有意义，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据说古代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魏明帝觉察之后，便派人去抓他。他的妻子为了揽过局面，告诉许允：“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因为她深知跟九五之尊的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依皇帝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随便以情断事的，皇帝以国为大，以公为重，只有以理断事和以理说话，才能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作为一国之主的身份。所以，在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处罚。”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确实很称职，于是不仅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根据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的任官制度，许允提拔同乡一事，不管妥不妥当，都合乎皇帝在其身份地位上所认可的“理”。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地位来选择说话方式的绝好例子了。场合不同，氛围不同，人们的心情也不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感受和理解的程度也会不同。同样一句话，在此场合被认为合理、有见解、在彼场合则可能引起人家的厌恶和反感。设想一下，我们跟一个六七十岁的贫苦老农交流时大谈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会是一个什么情形，我想这位好农一定不知道你所云的是什么，说不定还会认为你脑子有毛病。这就叫“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拿什么钥匙开什么锁。”第三，说话的对像和身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当过放牛郎，交了一些穷朋友。称帝后，有两个从前的穷朋友来见他。因两人的话说得不一样，两人的命运也各不一样。第一个人被引进宫内，他一坐下便指手划脚地说：“我主万岁！皇上还记得吗？从前你和我都替财主放牛。有一天我在芦花荡里，把偷来的青豆放在瓦罐里煮。没等煮熟，大家都抢着吃。你把罐子都打烂了，撒了满地的青豆，汤都泼在地上了。你只顾从地上抓豆吃，不小心把草叶送进嘴里，卡住了喉咙。还是我的主意，叫你把青菜叶吞下，才把卡在喉头的草叶咽进肚里去。”朱元璋听了他的述说，在百官面前哭笑不得，为了保住体面，他把脸一沉厉声喝道：“哪来的疯子，替我乱棍打出去！”这个抱头窜出的倒霉蛋，去给朱元璋的另一位旧友——昔日的同路放牛娃说了这件事。那个放牛娃泯嘴一笑，说：“你看我去，保得富贵。”于是他大摇大摆走进宫来，一见朱元璋，纳头便拜，然后叙起旧来：“皇上还记得吗？当年微臣随着你大驾都骑着青牛去扫荡芦州府，打破了罐州城，汤元帅在逃，你却捉住了豆将军，红孩儿挡在了咽喉之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