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在张小刚葬礼上的悼词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6月25日下午，小刚因病不治，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送小刚最后一程。此刻，在送行的人群里，除了在场的各位，还有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许多熟悉小刚的学者，以及华盛顿、新奥尔良、多伦多和台北的小刚的朋友们，他们在远处注视着这里，与我们、与她的家人一道，分担着此刻的哀痛。张小刚女士非达官贵人，非名师大家，她只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然而，她的离去在同事和朋友们当中，在所有熟悉她的人当中引起了强烈悲痛，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出生于1954年的小刚来自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家庭。其父曾在1950年代任四川省长宁县委书记，对他不得不奉命执行的大跃进的错误政策进行过强烈抵制，事后却被要求为政策后果承担责任，这位耿直的汉子坚决拒绝在处分书上签字，自然，接下来的便是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遭受着不断升级的迫害；母亲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类故事的主角：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子为了摆脱第一次不幸的封建婚姻而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双亲的遗传，使天生丽质的小刚，妩媚和高雅中揉合着坚毅与慈爱；或许是双亲的人生遭遇，使小刚对一切社会不公报以强烈愤慨，对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怀有深切同情。当然，家庭背景远不足以解释一切。当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得知，他心目中那个具有独立政治判断力、独到见解和生动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小刚，只不过拥有国民教育的初中学历，他十分惊讶。然而，了解到她的知识兴趣和毫无世俗功利目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习惯，这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在研究所里，在没有其他事务性工作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她不想以此获取什么，那只是一种性情的流露。她读过许多文学、心理学、社会状况调查等方面的著作；她的固定读物是《南方周末》、《收获》和《炎黄春秋》，这足见她的品味和志趣。与小刚交谈过的学者们都不曾意识到，这位谈吐不俗的女子甚至未曾有机会进入过高中课堂，她完全是凭着对知识的兴趣，使自己达到了让某些戴着学者桂冠的人应该感到自惭形秽的境界。小刚言谈中具有的某种吸引力，使我们今天不由自主地再次围拢在她身旁。小刚走了，我们还会继续谈论教育滑坡，学风不良、社会病象、官场腐败、司法不公、医界黑暗、野蛮拆迁、持不同政见者、政治民主化、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辍学儿童、上访者、艾滋病救助、环境保护、低碳生活等等话题，但是，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尖锐而富有见地的评论了；小刚走了，我们还会每年举行学术年会和学术委员会会议，还会经常到山大进行学术交流，但是，我们再也见不到她那干练、忙碌的身姿，再也感受不到她的热情、细心与周到了；小刚走了，我自己还会不断地有揭露社会不公的作品问世，但是，再也遇不到像她这样的知音了。这一切都成了记忆。这些记忆是那么美好，只能封存在我们的心底，只有当我们感到有勇气承受的时候才去打开它们——这些美好的记忆是我们痛苦的源泉。如此多方面的优秀品质集中在一位女性身上，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多见。但是，这些方面在小刚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她首先是一个把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常年累月地、无声地付诸行动的人。她从30多岁开始义务献血，前不久还为自己超过55岁的年龄规定不能继续献血而感到失落；她经常以“山大人”的名义为各种慈善机构和慈善活动捐款；她从2003年4月开始，逐月匿名资助山大政管学院的一名贫困学生，直到2006年5月份毕业止，转款人李济时博士在学生的最后一张收款条上写道：“张老师，学生一再询问帮助他的人是谁，我没有告诉他”；同事们在她办公室橱柜里发现了一袋子废旧电池，那应该是这十年间她为保护环境所尽的部分心力；出差住宾馆，为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她总是自带洗漱用具；她掌管着研究所和编辑部的财务，有充裕的办公经费可供使用，但她一分一厘地节省，比如，外出办公总是乘坐公交，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搭乘出租车；在谋划退休后的生活时，她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做义工、做志愿者；她与家人和同事闲谈身后之事，多次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