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身份探寻摘要：本文从分析福克纳的著名短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入手，论证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关键词：福克纳；《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身份探寻[]1106[文献标识码]A[]1671―7287(2006)02―0086一长期以来，评论界认为，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就连作家本人在1946年给朋友的信中，也以颇为自嘲的口吻说：“在法国我成了一场文学运动之父。在欧洲我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现代作家，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之列。而在美国本土，我替人写电影脚本糊口，还不得不靠在虚构神秘故事竞赛中赢得二等奖，来贴补收入。”那么，是否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短篇小说的创作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尽然。首先，作家苦心将它们收录成故事集，使之在结构上自成一体，且通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重述，与他的长篇遥相呼应。其次，不少故事在经过修改之后，成为他长篇小说中的情节。如《沃许》的主要内容就被收入他的著名长篇《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而作家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村子》(1940)中的重要章节，都是在从前发表的短篇小说《马和傻瓜》、《猎犬》、《杰姆西斯院子里的蜥蜴》及《花斑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些短篇构成了福克纳史诗般的南方传奇的基石，可见它们在他心目中，乃至在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重要地位。福克纳的短篇杰作(第一部以杰弗生镇――钓克纳帕塔法县政府所在地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1929)问世后，很多人将其视作南方哥特式恐怖故事，却忽略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二玫瑰象征着爱情，而故事的主人公爱米丽在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始终与爱情无缘。反观故事充满反讽意味的题目，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可见一斑。年轻时的爱米丽由于其父不可理喻的傲慢和专断，错过了一切谈婚论嫁的机会：父亲赶走了所有前来求婚的青年男子，也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在全镇人的印象中，格里尔生父女的形象似乎永远都定格成了一幅画：父亲显然以主宰者的姿态站在前面，无论是他“叉开双脚的侧影”，他“背对爱米丽”的站姿，还是他手中象征着控制权的马鞭，都无声地传递着他作为一家之长不可动摇的权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爱米丽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她永远都是隐没在父亲身后的那个沉默、柔弱、亦步亦趋的影子，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由的意志，当然更谈不上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社会的主导文化机制――父权制完全抹杀了主人公的独立身份，迫使她过着一种深锁闺中，清心寡欲的生活。父亲活着的时候，对她个人意志、欲望和权利的剥夺使她成了一个空洞、没有灵魂的肉体，她唯一身份的体现就在于她是父亲的女儿，全部生命的意义仅仅维系于传统妇德――“顺从”。因此，当毁掉她生活的父亲死后，她一再否认父亲的死，并坚持不让人将其遗体下葬，因为“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父亲的死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以父亲的女儿示人的她，必须有一个新的身份。然而当时南方依然保守的氛围并不允许她脱胎换骨的变化。南方社会浓重的历史感决定了它对传统的信仰，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信仰。在传统价值熏陶下长大的她，其自我身份的构筑是很难逾越这块生养她的土地的。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并没有使她成为那曾经压抑了她人性的、毁掉了她幸福的文化机制的背叛者。相反地，她转而变成了她父亲――这一文化机制的代表――那样的人。她的傲慢专横与其父如出一辙。旧南方最受尊崇的价值――荣誉和骄傲――在她身上被发挥到了极致。她的骄傲令她无视现实，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要嫁给镇民们不屑交往的打日工的北方佬荷默?伯顿，几乎以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强调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