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在作者看来，作为一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在经历了多次“危机”之后其衰落之趋势是无可挽回的，但这种衰落恰恰为其“再生”奠定了内在的基础，也即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反拨。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学者将对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再生”有所作为。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文学；文化研究2003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1]。该书的出版虽没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2003）那样在理论界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至少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当然，在斯皮瓦克之前公开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者并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斯皮瓦克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家的广泛影响。好在在此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冷却”甚至“萎缩”：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它已经无法验明自己的身份了，只能依附于这些理论的演绎和推论；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更是使这门日益不景气的学科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一些原先的比较文学学者纷纷离开这一领域，致力于传媒研究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而另一些试图坚守这一阵地的学者们则面对其无可挽回的衰落之情境发出几声哀叹。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难道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很快消亡吗？答案自然应该是否定的。我们首先可以从斯皮瓦克的挚友朱迪斯•巴特勒为她的辩护中见出这本书的几分真谛：“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新走向新生。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总之，在巴特勒看来，斯皮瓦克的这本书非但没有宣称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反而在为一种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果不其然，就在斯皮瓦克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她就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终于承担了重整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的重任。当笔者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和斯皮瓦克见面交谈时，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我虽然不是一位擅长行政工作的人，但我们这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我期待着你今年秋天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演讲。”我这里为什么要引证这个事件来作为本文的开始呢？实际上，我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谈论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终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暂时的结论：作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