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母亲神话”解构【摘要】张爱玲将“母亲”放置在世俗生存环境中，展现其在困境中挣扎生存的状态，还原“母神”的生存本相。为了消解传统话语里的“母神”，张爱玲将其从神龛中请到尘世间的世俗生存竞争中，塑造了一批“恶”的形象。【关键词】张爱玲；母性神话；解构；女性意识；人文关怀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294-02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决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1]。她将母亲置于现实世界世俗的利害关系中，塑造出真性情的、“世俗”的、具有“恐怖之神”的“恶母”人物谱系，从而颠覆了传统文化规范中的母亲形象。谈及张爱玲小说中的“恐怖母神”，就不能不提被夏志清称赞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的《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是张爱玲小说中少有的“极端病态的，疯狂的已失去分寸”的人物。在曹七巧身上几乎全然没有传统理想“母亲”的温情，相反，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培植着邪恶与疯狂，她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简直就是在谋害生命、制造死亡。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曹七巧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她对情欲和金钱的占有欲，而忽视了其作为出身低贱的“母亲”的现实生存困境。正是由于作为“母亲”的生存困境，让她扮演的“母亲”角色背离了传统“母神”的诗性色彩和理想光辉，曹七巧走出了传统“母亲”的“无我”状态，具有了鲜活旺盛的艺术魅力。曹七巧出于对丈夫毫无生机的肉体的厌恶，自觉放弃了对“母亲”身份的认同，否认了自己的“母亲”角色。“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3]但是，她在姜家地位的确立恰恰是因为她为二爷姜伯泽生了孩子，达到了为姜家传宗接代的目的。姜家老太太容忍了她低贱的出身、不端的言语及其在姜家个异的存在，这更加重了她对自己“母亲”身份的不认同，而这种不认同感也造成了她对子女的不认同和情感上的疏离。况且，“母亲”的角色在现实中并没有将她从受人鄙视的生存困境中拯救出来，也没有促使她将情欲升华为母爱，进而使她的心态趋于和谐。相反，长嫂如“母”的儒家伦理思想（即“母亲”的角色，不管曹七巧认不认同）却成为姜季泽离她越来越远的一个借口。可以这样说，“母亲”（身份）角色在物质上的确给了曹七巧一些慰藉，但它同时也在精神上成了困囚她灵魂的无形枷锁。既然这样，“母亲”的身份对于曹七巧这样一个充满健康生命活力的女人而言，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急于摆脱这种精神枷锁却不能的七巧，最终变成“极端病态的，疯狂的已失去分寸”的“恐怖母神”也就是迟早的事了。当伟大的母爱失去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就会扭曲成邪恶的毁灭性的力量，当女人放弃了“母亲”内涵中的牺牲、呵护的意义存在，余下的恐怕就只有疯狂的占有欲和毁灭欲了。基于自觉放弃对母亲身份的认同，曹七巧身上集中显现了“恐怖母神”的特质：控制自己孕育的生命，使其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扼杀其作为个体生命生存发展的机会。诺伊曼指出：“巴霍芬所说的物质――母性的毁灭性，正是自然和无意识对生命和未发展的、幼稚的或年轻无助的自我意识的原型支配的表现。在这一阶段，原型女性不仅孕育和指引着整体生命，特别是自我，而且把它所产生的一切带回其起源的子宫和死亡。”[4]为了独占年幼的女儿，她以侄子心怀不轨为由将其赶走，并将女儿从学校逼回家里，诱引她吸食鸦片，又使手腕毁掉了女儿的婚事；为了绝对控制儿子，将其从外面的世界笼络回家，给他娶了芝寿，又邪恶地将芝寿活生生气死，让娟子也生吞了鸦片身亡。她完全控制了子女，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成长，使他们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长安重复了七巧的生活，成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而长白也成了一个“纸糊的人儿”。她变态的母爱“在孩子身上保持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也就保护并加强了利己主义。此外，母爱并没有原本意义上承认爱者的绝对意义，即承认她的真正个性，因为对母亲来说虽然孩子比一切都宝贵，但只是作为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