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韩昭庆当我们在研究一定区域的人地关系时，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时起一个地区的“人地关系”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何时起该地区人为因素的介入开始引起了其生活环境的变化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地关系的基本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研究变化的方向、变化的进度，以及为复原原来环境找到理论依据，对于贵州石漠化的研究也是如此。目前，贵州省石漠化土地面积已达3248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8.44％，而且每年仍以3.5％—6％的速度递增。[1]贵州省确定的40个[2]石漠化治理重点县占到全省87个县级行政单位的46％，这些县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地势高峻的西北、西部及南部。贵州全省总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61.7％，丘陵占30.8％，平地占7.5％[3]，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贵州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只要有毁林开荒，陡坡开垦的活动，就有可能形成石漠化的后果，严重的石漠化导致表土流失殆尽，而喀斯特表土自然成土速率极慢，平均每形成1厘米的土层需要8000年左右[4]。石漠化危害极大，治理极难，故有“地球癌症”之称，因此贵州的石漠化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者的普遍关注。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指在亚热带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下，受自然条件和人类不合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人类活动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加速了石漠化的发展：人口膨胀造成对陡坡、原始林地和草地的开垦，极易造成水土流失；人口素质低形成的长期的粗放经营使地力消耗过大，从而降低土壤肥力；矿石资源的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地表植被和地貌，形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基岩裸露的矿业荒漠化景观；农村基建工程也对石漠化带来一定负面影响[5]。_____________________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西部环境的影响：途径、方式和力度”(90302002)研究成果。有关贵州石漠化过程中人为因素介入的时间，目前有几种提法，一种是以20世纪50年代解放初期作为比较的起点，认为此前，全省森林覆盖率可达45％左右，而到80年代森林覆盖率已降至12.6％[5][6]。有的学者也提到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乱砍滥伐和陡坡开荒，导致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石漠化。[7]另有的学者认为，贵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森林先后遭到4次较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第二次是50年代末“大炼钢铁”使大片原始林、次生林毁于一旦；第三次是“文革”时期“以粮为纲”大搞开山造田，大肆砍伐林木；第四次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动，再次使林木遭到严重破坏。[8]笔者认为，解放以后人口持续增长加大对土地的压力、增强对土地的开发力度，从而加速了贵州石漠化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为活动是具有延续性的诸如人口骤增、毁林开荒、矿石资源的露天开采等在历史上早已发生过。贵州的开发显然不只是近百年才开始的，但是石漠化的发展却是伴随贵州的开发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对历史时期本区石漠化的描述及研究还未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缺乏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使得石漠化研究在时间上存在断层，不利于对石漠化发展过程的评估，同时，由于跳过了历史时期，直接从地质、地貌及土壤条件的角度出发，一下子跳到近几十年的开发过程，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认为石漠化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检阅历史史料，却会发现，贵州的石漠化现象至少在清初就已为人们认识，不过没有使用石漠化的专门术语而已。二、史料中所见贵州石漠化现象石漠化主要以大面积裸露的基岩为特征，故我们可以把方志中所记载的“多石”当作石漠化的记载。在康熙《贵州通志》中就曾多次提到贵州石漠化的问题，其记载方式除了“多石”外，还有“地蛹不可耕”的记载。如康熙《贵州通志序》记载：“今黔田多石，而维草其宅，土多瘠而舟楫不通”。卷一《舆图》的记载类似：“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屡屠而户久凋，城郭虽在，百堵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