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语境下法律话语翻译的综观视角及路径在我国依法治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法律人从法学的角度分析法的权责、探讨法理精神。然而语言形塑思维、建构意义，对法律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对语言本体的思考。近年来，语言学者们展开了以立法文本和庭审话语为主要对象的法律语体范式研究，模糊语、指示语、情态词等现象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法律翻译领域，从交际论、目的论、对等论出发的有关翻译规范和策略的论著颇丰，且随着翻译语用学的转向，关联论、顺应论也被纳入翻译理论的探讨[1]。不过，已有研究尚存一定的局限：理论上，无论是立足于系统语法的功能分析，抑或依托于语用经典话题的话语分析，还是以探讨意识形态和权势身份为导向的批评语篇分析，似乎都更偏重语言系统的内部性而忽略了涉及社会、文化的语言环境的整体性;研究对象上，以偶拾语料或单一法本为主，语料尚缺乏规模性。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生态语境逐渐在语境因素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话语交际。因此有理由相信，法律的生态翻译视角在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国际宣传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拟采用生态语境观，结合法律语料库检索，分析我国法律文本的语用现状，并尝试提出一个综观的生态翻译路径。一、语言生态观的概念提出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Haugen首次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作为术语提出并将之定义为语言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2]。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人口的激增、资源的过渡采伐和环境的不断恶化，语言生态研究在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语言生态伦理的重视。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学者将生态语言学与翻译学进行整合形成了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生态学。肯定了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同构性，也提供了诸如翻译生态的整体性、翻译与语言、文化、人类及自然界之间的协调性等研究维度[3]。这种包含了语言、社会、人文、自然等生态环境因素在内的交叉型研究模式，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翻译的内在要求，实现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语境处于整个生态语言系统的核心位置，涉及语言、使用者、政策等多要素。这意味着语言不能仅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来看待，社会的语言意识、语言政策以及语言生态直接影响语言的生存与发展[4]。生态语境，作为人类基本生存环境之一，是语言言内和言外的综合体，与社会、民族、文化相关联。翻译的生态语境观将生态意识渗透到翻译过程的各环节，译者基于自然界人类文化语言翻译的关联序链，把内部文本、外部语境和诸者关系相结合，形成语言、文化和人类视角相融合的多元一体化整合模式，从而策略性地对语词加以选择和顺应，实现文本间的跨文化转换。生态语境下的法律文本翻译不仅仅是法律的语言层面转换，也是言外层面的生态文化转换，译文应以合理地理解原文为前提，在把握原文语言使用特征、了解原文生态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跨语际、跨法系、跨文化转换。基于此，文章将从言内、言外两个维度入手，首先分析生态语境视角下的法言法语使用现状，进而探讨当下法律生态翻译的需求。二、生态语境下法言法语的运用法言法语广义上是指与立法、司法、执法等一切法律问题相关的言语活动。兹以北大法意语料库①作检索来源，探讨以中国大陆法律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表意体系。言内：语词句法构式与表述就语言与人的关系而言，语言使用者基于规范制定法律，法律以某种言语形式得以确定并以此规约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说到底，法律和语言都是为人服务的，语言的适切与否关系到法律的践行，关系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法律语言的首要特征是表达的术语化。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律术语约4450个(截至2014年9月)，包括对义式、缩合式、泛化式等类别。虽然术语赋予了法本以不同于普通文本的区别力，但过分强调术语化、专业化，忽视语言的大众化、普适化，就未必有利于实现以法治国、以法强国。首先，对义式术语在突显意义对立面的同时，往往表意晦涩、令人费解，如要式/不要式，对世权/对人权等。其次，缩合式术语通常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语义词合并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