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作者：黄轶历史演进和社会现代化在中国有着奇异的纠葛，关于现代性或者说历史进化论的话题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现代”的范畴具有复杂的多面多维度特性，当现代性的话题在中国出现时，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其中就包含了现代审美意识对于现代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化问题的自我否定与批判。当然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对现代性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非经验性的。即使如此，面对整个人类社会向工业文明甚或后工业文明的迈进，中国文学也出现了对现代性反思的命题，体现这一努力的文学流派即为京派，它既反对“工具论”的“左翼文学”，又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反对文学领域纯粹的商业化理念，表现出与时代的疏离，文学与时代的共时性价值在它是应当怀疑的。当然，这个“疏离”是相对的。有人认为京派所主张的“文学的自由”和“艺术的独立”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无任何社会功利性的、与现实脱节的文学，讥讽京派为“思想上的一种混乱”①。曹聚仁既言：“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②周扬也批判朱光潜：“所主张的美感态度正是要不用思想，不动感情，对于人生一切现象，不在那发展和关联上去把握，而只当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去观赏。任怎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家眼中也不过一片云，一朵花一般。这样的人生表现，结果恐怕只是艺术和人生的本质之游离罢了。”③京派被视为了一种“象牙塔中的艺术”。其实在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的优化来获取足够生存保障的历史情形下，文学家对观念的选择不可能完全是反功利的，中国从19世纪末以来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接受文化身份的宿命承担。沈从文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申言：“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做殉葬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还有一个例子，京派在周作人等“老京派”扶助下成长起来，但是京派在创作实践上反驳了其前辈，不能认同他们在左翼文学甚嚣尘上时消极的反抗甚至放弃自己发言权而一味沉浸在“幽默”和“闲适”的趣味中。朱光潜在《论小品文》中说：“晚明式的小品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聊备一格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文章正轨’在此，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④李健吾也认为小品文只是些“纤巧游戏的颓废笔墨”，他由此质问所谓要“发扬性灵”的小品文家：“当你遭到一种空前的浩劫仅能带一本书逃命的时候，譬如说，你挑选屈原还是袁中郎呢？”⑤所以，京派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与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理想密切联系。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野性与文明的多重文化冲突中，在其文化选择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是以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介入“民族自救”的历史发展进程。那么，为什么京派作家沉迷于讲述一个个寓言似的、可能越来越久远的乡土神话？京派提倡的是一种“美育教化”的文艺功用观念，或者说启蒙理路——以文艺重建国民精神与情感，通过塑造高尚、健全的人格文化来达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伟业。沈从文认为作家“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文学作品“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⑥。也就是说，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都市的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方式介入了社会历史进程，还企图通过“恢复传统”、“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由此张扬了他们“为人生”的态度。京派文人大都对文学怀着这种期待。京派认为要实现“重造人心”，必须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京派批评世界的最高范畴。朱光潜对于文学的历时性价值有过极高论述，他1938年发表的《文学与民众》开宗明义：“一个民族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