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显贞《词苑丽则序》考实[摘要]《文镜秘府论》引录一篇唐人文论，日本学者怀疑是《芳林要览序》。从四个方面的内外证据作综合考察，这一说法都不可信。这篇文论实为唐中宗或睿宗时康显贞所撰《词苑丽则序》，是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关键词]《文镜秘府论》；文学批评；唐代[]1206.2[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09)03-0145-05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仅开头部分为殷瑶《河岳英灵集论》，以下用“或曰”引出的三篇文章中，第一篇为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第三篇为陆机《文赋》，中间一篇究竟为何人何文，学界尚无定论。卢盛江先生引录日本学者的几种说法：豹轩藏本铃木虎雄注：“‘《易》曰’以下疑《芳林要览序》中的一段。”《校勘记》：“此文原典不明。诸本虽将此文续记于前文，但从笔致推测，很显然是另一篇文章。尽管可以怀疑此文因为也是元兢之文所以未能别提而连书，但是前文元兢极力赞赏谢胱，此文则将谢胱与其它作家并列，评价不是那么高。这恐怕是前文与此文不是同一个的一个佐证。此文与前文相同的一点是夹了则天字，另外，文中有‘自屈、宋已降’、‘迄于梁陈’云云，列举历代作家，而止于何逊、刘孝绰，这又暗示此文当作于初唐。”《译注》：“此章出典未详。和前章一样使用则天字，又未避唐玄宗之讳‘隆’字，从这点推测，当是武后时代的文章。”卢氏在一篇论文中引及此文时，称之为“这段可能出于《芳林要览序》的文字”。杜晓勤先生则在铃木虎雄之说基础上，进一步推测《芳林要览》的十一位编纂者中，“只有许敬宗可能作此序”。但铃木虎雄很可能仅因《文镜秘府论》前一篇引文中提到过《芳林要览》，而姑妄言之，并未提出任何其他理由。既然那段引文出自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并非遍照金刚自己的言论，也就不足以证明下一篇引文是否《芳林要览序》。另外，卢氏所引中泽希男、兴膳宏二家之说，都根据文中使用则天字，认为此文作于武则天时期，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其为唐高宗时的《芳林要览序》之说。陈尚君先生认为铃木虎雄之说“未有确证，暂不取”，其谨慎态度，有足多焉。我们经过深入考证，发现这篇文章确非许敬宗《芳林要览序》，而是唐中宗、睿宗时人康显贞的《词苑丽则序》，以下从四个方面来作论述。一这篇文章中“民”作“人”、“治”作“理”，分别避唐太宗、高宗讳；“地”作“??”、“载”作“?]”，都是武则天创制的新字；又使用了“隆”字，不避玄宗李隆基讳。中泽希男、兴膳宏根据这些用字特点，疑此文为“唐初”或“武后时代的文章”，结论还不够精确。据史书记载，武则天载初元年(689)正月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而据清李光?！督鹗?文考略》卷八、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景云二年睿宗撰《景龙观钟铭》，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二月立《凉国公契?明碑》，仍然使用武后字。睿宗景云二年(711)二月，令皇太子李隆基监国，五月改昌隆公主为玉真公主。次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改元先天，二年二月改隆州为阆州，十二月改元开元。这些史实说明：一方面武后当政的前五年尚无则天新字，其后中宗、睿宗时期甚至玄宗即位之初，仍在使用则天新字；另一方面李隆基以太子监国不久始讳“隆”字，但其即位之初仍在使用隆州地名。所以更准确地说，从文中武后字、避讳字的用法上看，此文的写作年代为武后载初元年正月至玄宗先天二年二月(689―713)。粗略言之，应该说是武周、中宗、睿宗时期，而不能仅仅说成“武后时代”(684-704)。日本学者曾经考证，《芳林要览》“编者之一的顾胤卒于龙朔三年(663)，又编者之一的上官仪受刑死于麟德元年(664)，由此推测，其编纂必须始于龙朔三年。总章中元兢为协律郎，如果他参加了《芳林要览》的编纂的话，则这一编纂事业一直到总章中(668―670)”。又说其“十一个编者中，除元兢、窦德玄之外，另九人都参加了”《瑶山玉彩》的编纂。其实据《唐会要》卷36记载，窦德玄不仅参加了《瑶山玉彩》的编撰，而且书成后还由他上进。可见，《芳林要览》的编纂者完全是《瑶山玉彩》的原班人马。当时许敬宗等人编撰多种大型类书、总集，往往数年之内成书。如《瑶山玉彩》五百卷，前后不到三年。元兢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