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史研究体系的构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有不少学者探讨鲁迅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中以蔡元培先生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序》中的概述最具代表性：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1]蔡先生以为，鲁迅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依据清儒家法，一方面又不为清儒所囿，学术研究视野开阔，鲁迅在各个学术领域皆有开拓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先生论及鲁迅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贡献时写道：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2]这种观点承继了蔡先生“清儒家法”的说法，奠定了鲁迅先生治学方法研究的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林辰、郭预衡等先生从辑佚、校勘、考证等角度论述鲁迅先生的治学方法与规律，评述更加精当、详细。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肯定这一著述不仅仅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而且构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并把历史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方法引入古代小说研究，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新格局。郭豫适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谈到：我们知道，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从政治认识上来看，他还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史发展过程，对许多小说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常显示出唯物论的思想光芒。鲁迅又是勇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时常反映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观点。[3]这篇文章探讨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历史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大贡献。1997年郭豫适先生为《中国小说史略》再版所作《导读》[4]中，又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三部书的特征展开论述，再一次肯定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体系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肇始之功。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写出了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的就是鲁迅自己。《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极其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在学术领域中极其宝贵的开拓精神。在鲁迅先生治学精神的鼓舞之下，在前辈学者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拟将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方法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清儒家法与历史唯物史观的结合是如何促使鲁迅先生学术思想趋于成熟的。本文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成熟的标志。一鲁迅先生在论及《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的区别时写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5]这里所说的“独立的准备”，即是鲁迅先生历史考证法的体现。鲁迅在著述《中国小说史略》以前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在古代小说文本的钩沉索隐、考证辑佚方面，为小说史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具体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辑佚。在中国古代，小说向来被视做小道，《汉书·艺文志》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从九家之言中可以通窥“万方之略”，而对于九家之外的“小说家”则被视做小道，似乎与治国理家关系不大。这种小说观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其间虽略有变化，但小说的文体地位并没有本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