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与戴笠关系初探——以“唐纵日记”①为考察中心李国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内容摘要：“唐纵日记”中关于戴笠的记载颇多，其中有与戴笠的矛盾与冲突，也有对其为人、处事、性格进行的剖析，包括消极方面，同时也有赞赏与肯定之处。唐纵从与戴笠相识进入复兴社，到出访德国，再到由戴笠引荐进入侍从室蒋介石身边，最后于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后出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兼内政部次长，权力达到顶峰。其间两人的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性格的迥异与权势的争夺使之变得扑朔迷离。戴笠与唐纵生命的不同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关键词：唐纵；戴笠；日记；关系作者简介：李国瑞，出生于1986年11月23日，民族汉，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09级中国近现代史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人物。唐纵起初与戴笠相识进入复兴社，之后两人便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唐得到戴的器重成为军统局内仅次于戴笠、郑介民的三号人物，进而又通过戴笠引荐到蒋介石身边做侍从室六组组长，俨然成为蒋的红人，戴笠对唐纵可谓有知遇之恩。故唐纵在其日记中几乎每个时期都记载着有关戴笠的信息，原因即在于此。由于两个人的性格原因，戴笠暴戾恣睢锋芒毕露，唐纵则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同时两者的关系也由唐纵权力与地位的上升而发生着变化。对于军统局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关系的探讨，笔者认为不能仅凭唐纵日记中的一段记录或评价就判定两人的关系好坏与否，而是要从日记的整体内容上进行把握。鉴于此本文拟对唐纵日记中有关戴笠的记载作一概述，并通过分析对两者的关系窥其一斑。一、“唐纵日记”中记载的唐纵与戴笠的矛盾与冲突唐纵自1931年8月与戴笠相识，并答应加入“十人团”（即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组织），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问题，二是有机会与蒋介石接近。然而，由于事先没有了解到实情，在加入复兴社后，才感觉这一工作枯燥、机械、乏味，根本不适合自己只是碍于戴笠的面子，还得硬着头皮勉强干下去，但对戴的不满与矛盾已经慢慢凸现出来并在日记中有所发泄，在1932年2月15日、4月1日这两天日记中，唐纵已经开始抱怨这一工作：1932年2月15日。“恢先来信，说我与他的任务是由雨农转来力行社的。他现在已经告退了。这显然是雨农骗我们了。我愤慨！我怀疑？我想雨农不会骗我的，如果是骗我的话，我也不能愤而去，还要将错就错，以术应术，这就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1](P30)4月1日。“戴笠要我在京做书记的事务。我本来打算辞职，见他这么推重，我已允许这机械的生活了。”[1](P31)在1932年5月7日、6月11日、7月2日这三天日记中，记录了戴笠对他的训斥，大发脾气：1932年5月7日。“今天受了戴笠一番官腔，甚是郁郁不乐！现在是帮他做事，所以只有他的见解是对的。”[1](P31)6月11日。“昨晚作的那祭文，雨农没有用，要欲仙作换一篇。我和他做三件事，都不中他的意，这是我自己不行么？足以证明我不善揣摩人的意思，和了草卸责的地方。我不能当秘书，我不会给人当秘书。无怪雨农还是将我放在试用的程序中。”[1](P31)7月2日。“雨农要我和他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做总司令的便衣侍卫。他说我昨晚没有给他找好，在电话中向我发脾气。雨农做事，操之过激，这样处事不十分相宜。我与①注释：“唐纵日记”，即唐纵在1949年逃离大陆前遗留下来的日记，全名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为方便起见，文中均简称为“唐纵日记”。他相处，除了将就他外，别无法可设。”[1](P31)尽管如此，戴笠对唐纵还是比较信任与器重，并于1934年底让他到鸡鹅巷办公，批阅文件，接待客人。但这丝毫未能改变唐纵对这一工作的厌恶之情，1935年的三则日记可作说明：1935年1月3日。“张师调杭州，戴先生又要我暂时负责，我实系不愿意，不高兴！每天去一次吧。”②1月19日。“在戴公馆谈得很久，也没有人来打扰。领袖要他物色一个助理人员，以便有事可以接头，换句话，就是准备将来的继任人。我也是这样赞同，这是必要的。同时我自己说明不够特务的性能。因为他对于现在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