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下）——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关于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下）——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本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作者李长健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利益需要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诸多法律部门共同保护，特别需要经济法律制度提供支撑。本文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在探寻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理论基础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机制体系，提出了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基本原则，归结了保护农民权益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关键词利益利益机制农民权益经济法保护经济法制度体系四、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原则与制度构想（一）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原则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不仅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运用规则，而且可以弥补在没有相应法律规则时的不足，代替规则来作出裁决，从而很好地解决在没有现成规则时用法律原则处理新出现的情况。“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1”法律原则可以使人们领悟法律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准确把握法律规范的内涵和法的精神及价值。在探究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原则时，我们首先应考虑基本原则确立的依据问题。应从其原则确立的宪法、法律和经济依据去考量。其次应注重其确立的标准问题。应注意的标准有四项：规范标准、高度标准、普遍性标准和特色标准2。最后应掌握科学的确立方法问题。如应采用系统法、结构功能分析法、效益分析法（又称绩效分析法）等基本方法。1．最小限制与最大促进原则任何法律制度都可能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通常来看这种限制必须有合理的界限1和标准，这里的限制应该是有限的和合理的。最小限制原则就是指任何政策和法律制度在限制农民权益时应尽可能采取最小范围、最小程度、最小代价的限制手段。让利于农民，还利于农民，生利于农民，应是解决农民问题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最小限制原则还要求我们，在涉及到农民权益保护时还应进行利益衡量，即在限制公民权利时，比较因限制而得到的利益和失去的利益，当得到的利益大于失去的利益时方可进行，否则就不能加以限制。这里利益大小的比较，不仅要考虑利益的数量，而且要考虑利益质的差异性。对于那些因制度性歧视而影响农民权益，事关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限制，不管其可以产生多少利益总量，都应该从制度上予以取消。最大促进原则主要是基于我国农民利益的历史状况而提出来的。最大促进原则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和措施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利益增加起来，长富于民，藏富于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围绕土地制度、农村经营制度和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而制定的富民政策，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党中央先后发布的数个“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是最大促进原则的生动体现。让农民“有其田”、“有其利”，从而“有其产”，“富民强国”成为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成为最大促进原则的基本目标。2．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公平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公平，又称公正、正义和公道。自古以来，公平被人们当成评价社会制度和评价人的行为是否合理的基础性尺度和准则。我国古代就有：“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履；地公平而无私，则大小莫不载。3”进入近现代后，公平不仅被当成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而且主要地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一种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准则。公平问题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不同历史时期公平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效率是最近20多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一种价值。效率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率价值标准的适用大致包括如下三种情形：全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和特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的效率。全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要求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由低效率利用向高效率利用转变，即按照价值极大化的规律和原则进行配置，并追求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4。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意味着对产品和一切由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物进行分配，应打破平均主义，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