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谷正文回忆录：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分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头一年，戴笠每个月会派一个连络人前来和我接触，但在这段时间里，北平并未发生足以让我一显身手的机会。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二十九日北平弃守，此时恐日情绪迅速在城内蔓延开来，我们这些期待大时代来临的学生还来不及细想逃难是不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时，已经成羣结队搭上逃亡的列车了。几经辗转逃难，我来到济南，与北平二十几位流亡学生组成「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演剧队」。这个剧队，由中共的北方局领导，荣千祥任团长。抗日以来，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均远不如日军扎实，因此每每处于挨打的局面，虽偶有一次如台儿庄大捷之佳绩，但徐州会战后，我再次流亡，接着投入敌后游击队工作。随后历经被共军缴械，成为日军俘虏。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再度回到军统局，接下戴笠赋予我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的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度过十七个寒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这个长达二十四个字的头衔，好听极了，可是，事实上，一开始，我除了拥有三十万元活动费之外，其它一无所有我没有组员，没有辨公处所，甚至没有具体工作目标，只知道，我的任务是获取共产党的情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从零开始。我未受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不过，在共军一一五师那段时间的历练，却使我懂得「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共产党员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于是，我决定，在上级派任具体任务之前，我的首要工作便是在共产党内部发展组织；并且，基于「救国热忱」与「现实生活」这两点，我深信相继复校返回北平的大学生，将是我发展组织的主要种子。我透过以前在北大共军团「民族先锋队」留下来的关系积极参与亲共学生的活动，然后，设定一些活动力强的对象，伺机与他们接触。在接触过程中，第一件事便是从对话中分析，对方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还是盲目的共产主义跟班，若是前者，我便以共产党徒（我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在此时发生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的身分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相反地，如果是后者，我则用辩证法无情挞伐对方的漏洞，进而否定共产主义，最后再推销我的反共始能救国的理论。光是在救国理论上取得对方的信服仍然不够，最重要的，我要满足他们基本生活的需要。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杜思忠脸部最大的特征是鼻子有一点塌，一双不安的眼睛镶在圆胖的脸孔上。这一位北平市刑警队分队长相当神经质，遇到敏感的事，总是没有自信。他那惯有的、没来由的大笑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缺乏自信的幌子而已。由于工作上我必须经常洽请刑警队协同逮捕市内共谍，因此与杜思忠彼此相当熟稔。「像你这么没信心，怎么干刑警办案子？」当他无端发笑时，我偶尔会故意调侃他。在我面前，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缺点，不过，有一次他却回了一些叫我无法搭腔的话：「我的枪也打不准，判断力又差，本来干警察只是混个饭碗，不过，跟谷组长办了许多案子，倒增加了一些做好警察的信心。」杜思忠这番话并非单纯是客套，从他由最初消极配合到稍后积极参与的转变中，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信心的刑警较以前多了几分进取精神了。民国三十六年秋末，有一天，杜思忠来找我。「我朋友的朋友好像是共产党。」他说。「什么朋友的朋友？办案子不能这么抽象。」听我这样反问，他搔搔平短的头发，犹豫地说：「就是我女朋友大学同学的朋友。」杜思忠的妻子是一个身形魁梧、脾气爆烈的山东女子，因此，他对在外面养情妇的事一向口风很紧，除非必要，绝不向人提起。他习惯把情妇说成朋友。「你怎么判断你情妇的朋友是共产党？」他表示，他情妇的朋友姓朱，自从知道他们的偷情秘密之后，便经常上门攀关系，似乎有意透过他建立与警界的关系。「商人、黑社会分子乃至小贩，谁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