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摘要：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了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关键词：东亚新公共性构建限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突进为背景，东亚各国陡然掀起一股公共性研究热潮，“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问题，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i在日本，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日本社会进入了以“欲望和感情解放”为主题的个人主义时代，利己主义风行、价值体系崩坏、地域发展不平衡，旧的公共性开始被破坏，建构“新公共性”的问题应运而生。而在中国，以“单位社会”逐渐走向消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培育、催生从市民社会中离析出的带有新型公共性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亦为人们所密切关注。虽然“新公共性”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在中日等东亚国家刚刚兴起，但对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日两国为例，在总结反思东亚公共性传统构造的基础上，对东亚“新公共性”构建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一、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多义性、充满论争的概念。日本《国语辞典》对公共性做的解释是：“就公共性的性质而言，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日本学者齐藤纯一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1]（P6）中国学者李明伍则将公共性概括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2]总结上述概括，我们会发现，公共性概念最具核心意义的要素包括：（1）共有性，即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2）公开性，通常是指以公开讨议的形式而形成的公共议论；（3）社会有用性，公共性既是一种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以公共事业为主体的公益服务体系；（4）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公共性是一种基于正义和公正，为达致公共善而努力行动的价值体系。i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世界社会发展模式的新趋向——以东亚社会发展为中心”（02ASH002）作者简介：田毅鹏（1963—），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据统计日本从1975年到2002年，以公共性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总数达到1100篇，27年间平均每年约40余篇。特别是从1999年到2002年间的增长令人瞩目，1999年突然增加到115篇，2000年141篇，2001年155篇，2002年10月前85篇。而且，根据检索发现，上述关于公共性的1100篇论文中，涉及到的领域包括行政一般287篇、教育191篇、城市115篇、环境54篇、学校41篇、自治体32、民营化28篇、公害24篇、公共事业15篇。参见[日]山口定等：《新公共性》，有斐阁2003年版，第1—2页。中国对此话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主要表现为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和关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此问题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演化为社会热点话题。围绕着对公共性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性研究流派。在欧美20世纪社会理论的谱系中即有哈贝马斯的“市民公共性”、卢曼的“合法至上论”的公共性以及罗尔斯基于自然法论而展开的公共性论述。而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