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近十年未遇的寒潮。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把钢铁、煤炭等行业逼到了全行业亏损的悬崖边上，僵尸企业的比例超过15%；新一轮的破产倒闭风潮，正在向大型企业袭来，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钢铁、连续7年跻身民营企业500强的天地龙集团、可能导致银行坏账达300亿的庄吉集团等都陷入破产噩运；金融风险开始逐步向银行端侵入，各种理财产品兑付风险接连出现，P2P平台“跑路”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增速猛然降至1%以下，一年之间悉数告别“全球最赚钱公司”的榜单；土地财政的萎缩，让一些地方财政滑向债务危机的泥潭，个别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上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未充分激活，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石油国，还有金砖国的巴西、俄罗斯等，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断袭来。那么，接下来的2016年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2016年面临着重重困难，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在一个下滑的通道里面，我们所谓叫做新常态通道，广大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苦日子，远远没有到头，甚至仍然暗无天日，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新兴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新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