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二)二、从现代性焦虑到“中国经验”意识的复活汪政：在如何对待外国文学，在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思维的与理论的模式，比如习惯于在二元的或多元的“关系”中思考。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些关系中超越出来，去关注事情的一极，比如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疏离从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就已经开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显得更为突出，以至出现了所谓伪现代派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些写作者看上去是在表达当下的中国，但是，从形式、观念到故事，都是非中国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现代派，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他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现代化”，只是在拷贝、传递别人的思想，并且按照别人的故事模式来想象中国的情形，使别人故事中国化，那还有什么意义？特别是这一切不但不是本土所生，而且没有在本土落地，甚至本土就缺乏它们生长的土壤，那不是“伪”又是什么？这种大问题有时其实是很具体的，比如经验的可靠，经验的确证，我们现在有多少文学描写是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检验的？张光芒：应该说，我们的文学追求不能拘囿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的确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有些人来说，一谈到文化建设或者文学发展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七○后”、“八○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事实是，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西之争，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汪政：昨天刘士林对我说起一次文化问题讨论会上一位作家说到白领的生活，当时就受到了质疑，因为他不了解白领的真正生活方式，他总是以地位与经济收入去想当然地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他们的处境、心理所知甚微，更忽视了他们消费生活的本质。我所说的中国经验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反映，二是创造。前者不用说，但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叙事勇气与叙事伦理，正是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使中国的百年历史一直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形成了令人震惊的民族集体失忆。我们的作家首先要为此承担责任，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道德问题，文学也是如此，不要只将眼睛盯在美学上，所以对中国文学来说，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就是构建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其中的核心我以为就是回到鲁迅。第二就是创造，如果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对当下现实的反映，或认为只有反映了当下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都是不对的，文学更应该是对现实的反动、撕裂、突围与超越，应该为他人提供此前未有的文学经验，从深层揭示张光芒刚才所说的那种“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生命力与想象力的确证。---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宗教、哲学等到了最高的境界都面对绝对，面对无限，面对自由，是对有限与实存的经验的否定与超越，文学也应该如此。何平：汪政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对作家的观察容易陷入一种题材决定论的怪圈。我曾经在谈论现时代诗歌的时候举过沈浩波的例子。关于“底层”和“草根”，沈浩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不是他写《朋友妻》、《挂牌女郎》、《做爱与失语症》就低级趣味，而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是夫》、写《文楼村纪事》就脱离了低级趣味？我们在欢呼一个草根、底层写作时代来临的时候，是不是又在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假借“人民”、“现实关怀”这些大词谋取自己私利？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人民”不是诗人的一声叹息和一声撒娇就能说清楚的！草根不草根底层不底层，我以为既要看诗人的“上半身”也要看他的“下半身”，既要看他的温度也要看他的硬度。所以，不管沈浩波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