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但是，如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关于语言问题的指示来检查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先拿词汇来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见《反对党八股》一文)鲁迅先生的文字，正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模范。鲁迅先生曾经特别指出要反对“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对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很多人没有认真执行，甚至根本没有记在心上。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他们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从地方机关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援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语，以及“美帝”（美帝国主义）、“双减”(减租减息)、“生救”(生产救灾)、“匪特”（土匪特务）等等老牌的略语。这种混乱现象大部分发生在报纸杂志的文章和党组织及政府机关的文件上，并且被这些文章和文件所推广，以致滥用省略成为通病。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我们的干部无论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句子。有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