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提要：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关键词：战国秦国；秦代；家啬夫；吏舍人；整合DOI：10.16758/jki.1004-9371.2018.02.006家臣群体，具有典型性的是曾在春秋时期卿大夫集团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力量。1一般认为，随着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家臣群体迅速走向了消亡。不过，自战国至秦汉一批拥有家丞、舍人等称谓的人，其或为前此的延续，或为新生的名号，主、从关系的疏密程度也有差别，却都可以看到有家臣的性质，又都经历着剧烈的蜕变。2这一类群体的命运如何，尤其是帝制国家建立前后在制度层面有否对其有改造、整合的措施等等情况，由于材料所限，探讨还不够充分。3新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家啬夫”、“吏舍人”等信息，为讨论战国秦国及秦代国家对家臣系统整合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能。一、“家啬夫”：家吏型家臣及其整合《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有这样一条律文：“廿年后九月戊戌以来，其前死及去乃后还者，尽论之如律。卿，其家啬夫是坐之2088。”1该律文属《亡律》中的一条内容，涉及秦王政二十年后九月戊戌2以来，之前认定为死亡或逃亡的人，后又回归者，对其要按律予以论罪。作为补充规定的后一句“卿，其家啬夫是坐之”，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卿，当指内爵系统中具有卿“位”的人，证之以简牍可知其与二十等爵中的从左庶长到大庶长九级爵大体对应。3如果他有上述前“死去”或逃走，后又归来的情况，则他所属的家啬夫要坐罪。家啬夫，这一称谓或职位，前此无论传世文献抑或出土简帛中，都没有相关信息。其中的“啬夫”，一般见于县、乡、都官的官长之称。这里将其缀于“家”的后面，似乎可以和汉代的“家丞”一职，作为联系对比，其当是卿家中的家臣之长。联系到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一份名为《黥妾》的爰书中提到甲为“某里五大夫乙家吏”，4可知在战国秦国可拥有家吏的有爵者至少在五大夫。家吏作为新贵族制的依附群体，较早的应与军功爵中的受客制、庶子制有关。关于受客制和庶子制，《商君书?境内》中提道：“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5“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6“家吏”当即从有一定爵位爵者所“受客”和有爵者对无爵者有申请获得役使权等依附者中发展而来，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客”或庶子逐渐被纳入到“吏”的范畴中来，从而实现了有家臣性质的依附者向“吏”转变的第一步。从上引律文和《封诊式》的相关内容可知，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对有一定爵位的人，家中可有役使之人，并设“家吏”之职，有了明确的范围规定。这一制度到战国末的秦国，经历了对相关爵级的调整，比如收缩到五大夫以上爵才能设有家吏。就前引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的律文推断，在秦代行用的律令规定中，这一分界线当已从最早的有一定军功爵者发展到以有“卿”爵位为准，其以下爵位者，应没有国家予置的家臣之长。“家啬夫”的设置，可以认为是国家对有较高爵位者的一种待遇，同时也是将新贵族家臣系统吸纳、整合到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种措施。同时，卿触犯《亡律》中的相关条款，家啬夫要坐罪的规定，可以看出秦对“家啬夫”职务的明确规定，其与“卿”或有一定的主、从关系，但同时又属于国家设置的吏的范围，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卿及其以上高爵者权力进行约束的目的。比较西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