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李恭忠［摘要］“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这种社会互动空间有哪些特征？它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及内涵？“江湖”传统与主流社会文化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江湖”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深层特征有何助益？这些正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一、“江湖”释义历史文化情境中的“江湖”，至少有三重不同的含义。首先，“江湖”是对有形地理空间的客观描述，即相对于陆地而言的江河、湖泊。《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封刘胥为广陵王，广陵在吴越之间，大致相当于近世以来的“江南”，该区域内“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汉武帝担心广陵王凭借这种经济优势招揽人心，形成与中央对抗态势，所以告诫他“臣不作威，不作福”，也就是“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江南水乡的地理、生态和经济环境，导致该地民风不同于关中地区，与后者相比显得“精而轻”，所以汉武帝又告诫他：“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很明显，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江湖”，乃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区域。其次，“江湖”是对于主动或者被迫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状态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自况，既包含着对自由的某种浪漫向往，也包含着权力竞逐未遂的失意和无奈，这在文人、士大夫群体当中形成了一种复调的（或者说具有内在分裂性的）精神传统，或许可以称之为“心中的江湖”。权力中心是一种清晰的存在，以都城、朝廷为具象的载体，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庙堂”。与此相对而言的“江湖”，则是一种不甚清晰的存在，主要体现为地理空间和权力等级双重意义上的边缘感，即远离国都、职位低微，甚至地处边陲蛮荒，政教未开。主动隐遁江湖，是为追寻自由；被动沦落江湖，则是一种无奈。不论是主动隐遁江湖，还是被迫沦落江湖，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精神体验的一种意象表达，至今依然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再次，“江湖”是对疏离于政权体制之外乃至与主流秩序分庭抗礼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模式的笼统概括，往往与流动人口、商业贸易、各色行当，特别是与下层流民及其“灰色”活动相连。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人口流动的频繁，“江湖”所涵括的内容愈加纷繁复杂，并且染上了神秘的、吉凶莫测的色彩。“走江湖”、“人在江湖”、“江湖行当”、“江湖骗子”、“江湖秘笈”等等说法，即部分传达了这种“江湖”的内涵。作为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事实，“江湖”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当代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把“江湖”视为区别于主流社会文化的一种亚结构、亚文化来处理，并在后者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也有人不赞同这种分析框架，认为“江湖”并不只是底层游民的专属空间，而是从传统农本社会里增生出来的、非官非私的、尚未经法治规范的商业性公共空间。还有人认为，“江湖”就是前近代式（而不一定就是前近代时期）家族以外的社会空间，并不专为游民阶层和秘密社会所有，举凡普通百姓，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