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司法语境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的困惑与对策马尼亚(西安政治学院陕西西安710068)【摘要】文章针对国家执行威慑机制难以运行的原因：“强者”不守规矩；“威慑力”难以形成；“土壤”缺失。提出了两点应对措施，一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建立相关配套机制并发挥其作用。【关键词】和谐司法；执行威慑机制；困惑；对策和谐司法是和谐社会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而执行制度是法治链条中的最后环节,和谐的社会必定有着有效的执行机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石之一,执行制度具有保障公民合法利益、稳定社会和保障人权、缓和社会矛盾的多重价值。和谐司法反映在执行领域,就是要构建有效的执行威慑机制,以适应社会的变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和谐。执行威慑机制本身不具有执行功能，其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威慑机制，迫使被执行人由强制执行转变为自动履行，其威慑力主要集中在：如果被执行人拒绝自动履行生效判决，那么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其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自动履行高得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法制化进程较短，公民的法律尊崇还没有建立，社会的诚信意识淡薄，这是执行难的最根本原因生效的判决不能执行无异于“白纸一张”。从构建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生效的判决不能够执行比裁判的不公正而获得执行对法治的基础破坏性更大，因为裁判的不公正还有救济的途径和手段，而公正的裁判难以执行凸显了司法的无奈和法律的痼疾。目前，国家执行威慑机制的困惑，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权威的弱化和国家行政权力的膨胀。国家权力体系运行机制不和谐，从源头上决定了国家执行威慑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一、“强者”不守规矩，是执行威慑机制难以有效运行的根本原因任何执行机制的有效运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内部条件，即执行机制本身具有系统性、正当性和可行性；二是外部条件，即良好的机制运行环境。不可否认，我国现有的执行威慑机制具有良好的内部条件。比较一下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在立法和机制建设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差别。我国现有的执行机制与手段措施与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没有多大的区别，在执行威慑机制下，其执行措施不外乎搜查、查封、冻结、扣押、扣划、拍卖、变卖、司法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更何况我国许多法院也“创设”了诸如限制或者禁止被执行人融资、投资、置产、转让财产、出境、注册新公司、日常高消费等执行威慑手段。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执行威慑机制并不像预期的那样，能够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提高案件的自动执行率。“强者”不守规矩，是根本原因所在。从权利的逻辑来看，社会不和谐的问题，例如生效裁判难以执行，固然有弱势群体自身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原因，然而更多的是强势群体的权力恣意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一个讲法制而无法治、先讲政治后讲法律的社会。面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公民权利的确认、维护与保障可谓举步维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行政权力是居于绝对的强势地位的，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导致司法权力的萎缩甚至是行政监理司法的专制局面。在法治社会，行政权力过于强势，不但削弱了司法权力的权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滋生了保护主义。一些领导干部经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干预法院执行，甚至动用公安机关的力量来阻碍异地法院的执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直接关系法院发展和前途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都依附于地方政府，客观上使司法和行政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于是就出现了领导的“电话”、“批条”等；甚至一些地方，法院的生效裁判还不如地方领导的“红头文件”好使。立法和司法过程过分地迷信于国家公权力，一些囿于执行难的裁判往往需要在运动式的执行会战期间，才能够获得较好的解决。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家公权力划分的不尽合理、权力交叉运行的客观存在和权力制衡的缺失，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横行；而社会资源配置的尖锐矛盾和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法院沦为地方利益“捍卫者”、“保护伞”的角色。甘肃某位县长因为县法院协助上级法院执行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