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与七艺中西方自由学科溯源之比较摘要: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性”、“普适性”与“关心内在价值”。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载体,“七艺”是西方教育史上最成系统、最有影响的自由学科体系;中国的“六艺”也具有基础性、超越功利、关注内在价值等特征,但缺乏普适性,可看作是“类自由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六艺”、“七艺”作为成规模的课程体系已经从学校淡出,但自由教育的理念一直香火不断,流派纷呈。关键词:六艺;七艺;自由学科;自由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大学之中,自由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教育应该分为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两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1337b。[1])亚氏的自由概念经常被当作一个政治概念,因为这个词频繁出现于他的《政治学》卷中,与奴性相对应,似乎是身份的区别。但仔细审视其自由和奴性概念,可以发现它们的词意其实是变化的,有时指不同身份,但更指人的本性。他在提到奴隶的本性和职能时说道:“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可以说他是他人的人,作为奴隶,也是一件所有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1254a。[2])由此引申的“自由教育”的概念就是那种不依赖于其它目标(尤指实用目标)的一种教育,即“自由教育通过理性的发展把人们从当前和具体的问题中解放出来;它集中注意力于基础的和普遍的问题;它关心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纯粹的功利”[3]。一、以“六艺”、“七艺”为核心的中西方古典学科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性”、“普适性”与“关心内在价值”,这些理念都要通过具体课程来体现。自由学科就是自由教育的载体,“六艺”、“七艺”则是中西方教育史上最成系统、最有影响的学科及课程体系。西方古代的“sevenliberalarts”翻译为“自由七艺”,与中国古代的“六艺”遥相呼应。这并非只是字面意思的简单转化,在“arts”与“艺”之间本就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两者同有培育、才能等涵义,而“arts”有文科之义,“六艺”则皆为人文学科,都以人的心灵为培养对象。斯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并强调“文化(culture)”一词也有种植培育之意。“culture”首先意味着农作,即对土壤及其作物进行培育,按其本性使土壤和作物的品质得到提升;派生意义则主要意味着按照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4]“六艺”、“七艺”均为培育心灵、提升文化之重要途径。“六艺”、“七艺”对中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代,绵延二千余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直至十九世纪末它们如日中天的地位才开始动摇。“七艺”是西方对古典自由学科的概括,其内容基本没有异议,一般认为由“三艺”(文法、修辞和辩证法或逻辑)和“四艺”(代数、音乐、几何和天文)组成。而中国的“六艺”之说有二:一曰“礼、乐、射、御、书、数”;一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前者章太炎称之为“小学”内容(“小学为礼、乐、射、御、书、数”)。[5]其实在夏商周时期,从“小学”到“大学”、从儿童到成人学习的都是这六种技艺,章太炎之所以称之为“小学”,可能有两层原因,一是从知识角度来看,此六艺层次尚浅,如“书”是文字认读与书写,“数”是培养初步计算能力,两者被称作“小艺”[6],实属基本技能;二是此“六艺之教,以实用为依归”[7],与后来更具影响的六艺有着哲学层面的重大分歧,因此将其归为“小学”层次。后者则是由孔子的“六经”发展而成,但与六经并非同一事物。“六艺”是儒家弟子专门研习的六门学科,而六经是这六门学科的经典文献。在二者之中,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内容的六艺比之“小学”的六艺课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本文将其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为何说“六艺”、“七艺”是自由学科呢?或者说自由教育的特征是如何在这些学科上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可以从其倡导者的经典著作中找到许多依据。二、“七艺”——西方古典自由学科“七艺”是西方古典自由学科的核心。“七艺”一词虽在罗马时期才正式提出,但“通(liberal)科”的出现被视为肇始于柏拉图。[8]柏拉图认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文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