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2014-02-17第094期陈锡文（资料图）陈锡文：农村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城镇化与现代化下的三农问题”系列之二）编者注：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过程当中，“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迅速升级为“四农问题”（新加农民工问题），并已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农（或四农）问题的改革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潜力又在何方？现有政策和制度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地）、农民和农民工是否有利，城镇化是否会加剧农村的颓败化和空壳化？凤凰大学问相继编发张翼、陈锡文、盛洪、茅于轼的四篇文章，主要从城镇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等角度展开探讨，聚焦“城镇化与现代化下的三农问题”。张翼：农民工大城难落户，中小城镇成鸡肋（“城镇化与现代化下的三农问题”系列之一）2014年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三农论坛上发表报告。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三农问题的改革决定，陈锡文认为，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城乡的大结构下进行改革。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他认为，由于现行法律的限制，改革必须突破现有法律框架，要么修改法律，要么得到人大或国务院的授权搞试点改革。但有“三条底线”不能触碰：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对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陈锡文强调要坚持农户主体；在推进规模经营时，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实际和公平。最后，他强调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陈锡文，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考察》、《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等。以下为报告实录：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中国农村再复杂，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是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给；第二件事就是要完善农村的土地制度；第三件事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四件事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村的收入。的确，目前我们的粮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一方面粮食是连续十年增产。2013年比200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424亿斤，平均每年要增加342亿斤。但是，每年的粮食进口都在增加，说明我们粮食供给是增长了，却还赶不上粮食消费的水平。2012年我国进口了8024万吨的粮食，折合过来大概是1605亿斤，比最大的产量大省黑龙江的粮食还要多。2013年黑龙江的粮食产量仍保持第一，大概是1201亿斤。2012年我国进口的谷物是1398万吨，不到280亿斤；我国每年大概有11000亿吨左右的谷物产量，那么280亿斤的进口只占3%。所以谷物的基本自给，没有问题。大米去年进口了400万吨，小麦370万吨，加在一起不到800万吨，所占比重不到1.5%。所以98%以上的口粮自给是实现了的。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解决粮食问题，有很多两难，比如要进一步提高产能，增加粮食产量，那就要增加各种各样的投入，除了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外，对农民来说，比较习惯的是增加化肥、农药规模等。以往的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构成了很大的破坏，2012年所使用的化肥5900多万吨，折成存量，要是算数量大概得1亿2千万吨左右，比国际公认的安全使用化肥的量要大很多。我国的化肥使用量是美国在单位面积上的四倍，是印度的三倍，比日本还要高出30%多。对农产品的安全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想增加产能，投入不能少，但是继续增加投入可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来越严重，这需要转变方式和道路。要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粮食的价格。粮食的最低价从2004年开始执行，一直到2013年基本上翻一番。每年大概增长7%到8%。但问题是，在进口粮食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比价低，比如国内的玉米要比进口的高出5%，小麦大概高出6%，大米大概要高出25%。如果进一步提高粮价，进口的大门就会开的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农民的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又构成了另外一种打压。如果减少了农民，就要推进城镇化，但是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当地城镇户口的，这就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农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