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与驱动力研究摘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关键词：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驱动力模型；要素供需均衡；要素流动：F061.3；F120.3文献标志码：A：1674-8131（2015）02-0001-09一、引言美国经济学家Lewis（1954）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与资本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劳动力的集聚与资本的集中，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城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易市场的成熟、公共设施及服务的完善，城镇对劳动力与资本的集聚效应不断扩大，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生产要素。工业化进一步健康发展将产生更大的劳动力与资本的需求，为城镇的扩大提供条件。如此循环往复，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向前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平衡会带来人口过度城市化的“城市病”或人口过慢城市化的“农村病”（高波，199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农地细碎化、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城镇化进程缓慢以及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侯水平等，2011）。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还存在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以及城镇化质量不高的现象（安虎森，2005；唐志军，2011），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不协调。陈晓雨等（2012）研究发现重庆市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形成，主要原因是新型城市化质量不高，并利用Johansen协整理论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赵文亮（2011）通过对河南省1999―200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河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也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其原因亦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郭庆军等（2011）、马林靖（2012）、张翔（2012）分别以陕西省、天津市、兰州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均认为“两化”协调发展趋于良好的状态。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及其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评价，其中，定量研究多停留在对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评价以及判断究竟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还是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上。笔者认为，即使在同样的协调发展度下，由于区域不同，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驱动力也应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在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度评价的基础上，对影响其互动协调发展度的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目前的有关研究多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代表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两个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量”，而没有反映其“质”。有鉴于此，本文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定义、终极目标、实现路径出发建立一个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利用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四川省21个市州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度及其内在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以深化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二、研究设计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处理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及驱动力研究，应建立在客观评价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多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表示工业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镇化水平。但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复合多元的概念，涉及因素较多，单一评价指标难以评价其发展水平和质量。新型工业化的目标是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从结果上看是低消耗、低污染、高绩效的可持续增长，从路径上看是产业结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