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马克思：一种有良心的政治经济学李晓鹏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在个人天赋、学历、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苦，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就叫分配不公。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普通人无权质疑。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1.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