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漸隨千劫盡一一從詩情看汪精衛之投敵汪荣祖本文在网上流传已久，在这里贴的一篇是摘自汪荣祖《诗情史意》。与网上流传本有些许差异，可算是汪荣祖自己的修订版吧。汪荣祖是台湾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青春色，酞毒山川亦可憐。——汪精衛《不寐》汪精衛是民國政壇上極富詩才之一人，名兆銘，精衛是他的號’取精衛填海之意，《輟耕錄>有云：．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j’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是汪精衛一生的真實寫照。他少年時集合七個人(方君瑛’曾醒’陳君璧、黎勇錫、黃復生、俞培倫，以及他自己，就想謀刺清朝的攝政王，事敗被捕，在獄中慷慨悲歌。其《被逮口占四首之三》尤傳誦一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是準備從容赴北京菜市口就義的，但清廷基於政治考量，沒有殺他的頭。他在獄中思國念友，做了好幾首動人的詩，其中《秋夜》長句尤為感人：．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裏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咋，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劈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儷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此詩曾傳遞到陳君璧，以及胡漢民等人手中，革命同志每讀一過，即激昂不已。幸而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汪精衛出獄，不僅沒有成為烈士,而且成為英雄型的開國元勳。像汪精衛這樣的仁人志士，不顧身家性命，願意從容赴死的人，怎麼會做漢奸呢?於是產生了許多闡釋，大都從譴責漢奸入手，如謂其性格多變，利欲薰心，政治野心，以致於自毀其歷史，賣國求榮等等。但是一個人的個性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再就當時的情況看，日寇已經佔領中國精華地區，國脈懸於一線，實無國可賣：去當漢奸，只有求辱，哪有榮可求?如果我們能體會他“火坑”心情，便知他早年不顧性命，尚可青史留名；晚年連一生的名譽都不顧了，豈不是犧牲更大?性命與名譽是任何個人最寶貴的東西，何況像汪精衛這樣有聲價的政治人物，他的性命與名譽都肯犧牲，置之度外，到底為了什麼，豈不值得深思?也有不少人認為汪精衛性格衝動，並以此來解釋他的政治行為，無論搞革命謀殺或當漢奸，似乎都可以衝動為說。但詩言志，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性格，舊時代科舉考詩賦，除了測驗考生的技巧外，就是要一探其性情。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極富感情，如《蝶戀花》一闕：“雪偃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嚙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城淚，白草茫茫迷古壘，月閃稜角，萬點寒星碎；荒塚志孤魂亦死，髑髏夜半驚風起。”可說是哀婉動人，然而感情豐富不等於衝動，衝動是一時性起，而搞革命或當漢奸有一段難以衝動的過程，必然會經過理智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正是汪精衛是如何評估自己的行為，如果詩情假不了，他顯然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使命感來自對祖國山川破碎的感受，思有所作為，也是愛國心的泉源。他相信愛國是崇高的精神，一切物質包括自己的身體與名譽都可為之犧牲，所以只要“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能夠“忘卻形骸累”，“靈台自曠然”。既如此，“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自謂“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鏤；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從容赴義就很自然。當漢奸的心路歷程，不僅僅是賣國求榮那麼簡單，在西洋人心目裏有所謂“愛國的叛徒”(patriotictraitor)之概念，認為叛國之行為,尚有動機與目的可議：如果動機是為了愛國，目的是為了救國，就不能視之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們中國文化裏，忠奸善惡，分得很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惡；在中國歷史上主戰派幾乎都是對的好的，主和派都是錯的壞的。汪精衛恰恰是抗戰爆發後最堅持的主和派，抗戰最後勝利，儘管付出巨大而慘痛的代價，畢竟證明主戰是對的，主戰派成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則成了民族罪人，但這部是事後的認識。當年強敵入侵，鐵蹄橫行，死傷枕藉，哀鴻遍野，抗戰前途甚是黯淡，國家民族面臨滅亡之際，到底寧為玉碎，還是可以瓦全，何者較為理性，卻末易言。汪精衛曾說：“夫和戰大計，為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此為謀國之常規”，是否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事實上，盧溝橋事變後，中曰之間秘密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