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难缠”，这个公开的秘密是怎样形成的？“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西安大学生药家鑫在撞人又杀人后，供述了他的杀人动机。从其呆滞的表情可知，他也沉浸在不可挽回的绝望当中，这样下意识的回答，应该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活动。这很难让人接受，然而药家鑫并非特例，他的看法揭示了一个沉重的现实：城市里的“农村人”遭受着双重歧视，常常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又承受着话语上的污名。有，没道理山东省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工维权案的结案率仅为24.7%，普遍存在取证难、执行难、费用高、时间长等情况，负担不起。因此，农民工也会尽量避免走司法途径。这样的数据印证了对“农村人难缠”的分析。但是，另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显示，由于维权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行政执法部门缺位等原因，农民工宁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选择尽快私了、和解。也就是说，这些所谓“难缠”的维权形式，最后得到的维权结果，其实是低于他们该得的。你在本该给对方赔10的情况下，结果只赔了5，然后还责怪对方“难缠”，这能讲的通吗？拿交通肇事案件来说，一般撞了农村人，法律规定的赔偿基数就小，而且还容易私了，不用坐牢；而撞了“精英”，不但赔得多，可能还要坐牢。你说到底是谁“难缠”呢？然而最后形成的社会性普遍印象，却是相反。这说明，能制造社会印象的人――也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注定对农村人有偏见，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偏颇的结论。他们把农村人维权中容易走极端形式这样一个“点”，放大成了一个“面”。这种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从偏见形成的信息流通过程看，掌握话语权的人也掌握了塑造偏见的主动权。这样，既有污名别人的的意愿，又有塑造污名的能力，污名就诞生了。经过“观念殖民”，“农村人”被卑贱化对“农村人”的污名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说他们不文明、不卫生，还是把他们假想成违法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贫民也认为他们“不是一路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农村人”的歧见，并不限于药家鑫这一类人、不限于西安这一地，即使在那些“农村人”立下汗马功劳的地区，这样的歧见都会摆上台面。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时而有专家怪罪“低素质人群”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时而有代表委员要求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这种呼声可谓不绝于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旦有了这种偏见，就会带来消极影响歧视，就是暴虐的种子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纳粹屠杀犹太人，那些执行命令的警察，他们并非被迫，相反，他们乐意为之，而且往往是超出屠杀命令、进行不必要的残害。他们是冷血狂魔吗？研究者给出的答案让人震惊，他们就像从事普通的日常工作，有的人还带着妻子参加屠杀任务，屠杀期间还回家度假等等。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屠杀波兰人时，他们也会感到伤心、遗憾和震动，但是，对于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他们完全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不安，因为――他们把犹太人当做一种不配人类同情的异类。因为歧视，再恶的暴力也会被合理化，非我同类，性命即如刍狗。关键时刻，药家鑫骨子里的歧视支配了他原本一桩普通的交通事故，被撞者只是轻伤，药家鑫无须承担任何刑责，最终却变成故意杀人案，“性质极其恶劣”，最高面临死刑，这说明药家鑫心智不成熟吗？从一些细节来看，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虽然药家鑫逃逸时又撞了人，被群众堵住，并被警察控制，但是直到两天后，警方才从其他线索判断出，他就是杀人凶手。也就是说，在这两天内，他并没有任何悔罪和自首的表现，仍然妄图逃脱责任，体现出了相当的冷静。因此，不能说他心智不成熟，只能说他人格不健全，下意识的8刀，只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如果之前没有积淀入骨的歧视，如果还有一丁点对生命的尊重，谅不会发生如此暴行。“农村人难缠”背后的歧视表面来看，药先生杀人灭口的理由也不是没有，因为被撞女子没有撞死，也没有晕过去，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