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富与后富”政策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关系每当谈起“改革开放，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体富裕”这些，我都庆幸自己是出生在90年代开端的大学生而不是在那个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变成普遍的贫穷，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年代；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这趟车，享受着改革开放，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理论实施以来的优越成果；庆幸自己也许可能的话，还能赶上中国见证台湾回归的末班车也说不定。邓小平，我们伟大的“春天里的老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这一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先富”、“后富”与如何达成“共同富裕”这一话题争论不休，而贫富差距的逐年增大，更是激发了我们去考虑如何做到先富和后富的共同行动来达到共同富裕。如何认识和处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正确认识“先富”和“共富”的关系。我认为，“先富”与“共富”是对立的统一；“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在实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收入差距必须相对合理；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首先，我认为“先富”和“共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都知道，“先富”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为指导；要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先富起来的人还要帮助和带动落后的人们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富”则需要“先富”提供示范和动力；落后者要奋发图强，要向“先富”的人们学习致富经验，努力赶上。只有把“先富”与“共富”这两大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才能逐步创造条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在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上，在不同的时期也应该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重点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前重点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或社会公平。其次，我认为“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实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先富”不等于“效率”，但也许有人会问“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和实质不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吗”。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不提高劳动效率，就不可能实现“先富”，要想“先富”就必须提高效率。“共富”也不等于“公平”，但它体现着公平。没有共同富裕，也就没有公平。再次，在实施先富带动后富这一政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必须相对合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社会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因此，“共富”与公平本身就包含收入差距在内。人们的收入差距只要相对合理，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人们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就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反之，就会产生消极作用。而这些消极作用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稳定与进步。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由此可见，收入差距不合理，既影响效率，又影响公平，既不利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内涵。根据一段资料说明：在我国，20世纪末，共同富裕就是人均一千美元，就是总体小康；21世纪头20年，共同富裕就是人均三千美元，就是全面小康；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后还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以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到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个一步就能实现的过合成，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在“先富”与“共富”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一直强调要实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