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长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团”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６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长征途中的“中央队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苏区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８．６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患疟疾大病初愈，体虚血亏，走路极为吃力，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马行军。但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就发生了怀疑。长征出发后，“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行军途中，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