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与契机作者：凤凰周刊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的集中报道，开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北京方面打开信贷闸门，支持国有控股银行向地方政府支持的基建项目放贷之时，关注度随着近年来债务数字的急速扩大而越来越高。面对快速增长的地方债务，当前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和专家普遍表示出担忧，赞同对地方债务的过快增长保持高度警惕。他们认为，地方债务的膨胀和累积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社会信用环境、累积庞大的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财务专家郎咸平甚至在2011年底就号称，由于中国4万亿投资导致的债务危机已正式爆发。持这一观点的人士主张将地方债务纳入统一的国家债务监测体系、尽快分离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与资产经营职能、有针对性地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并不断完善地方债务管理的法律框架。在具体执行中，有专业人士认为首先要加速规范和清理规模增长过快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的主张从制度建设上入手，改革分税制。主流声音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表示乐观。2011年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地方债务仍在可控的范围内，因此谈论地方债务危机还为时尚早。部分境外媒体和研究人士也发出不同声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分析认为，面对空前的债务金额，中国政府并不会太惊恐，担心这个问题大得失控，将给经济带来大问题，政府主要关心的可能是如何确保债务规模不再继续增长。1影响债务规模的首要因素：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之间不能即期匹配、所形成的收支敞口，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源头。这个收支敞口的引力及其分布、所对应的债务规模及其演化，受到两大博弈的制约。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是“央地博弈”。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的规费改革，中央在事权基本不变的情形下，财政收入得到大幅加强。这表现在，自2000年以来，地方税收和中央税收基本稳定在“三七开”的格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在“五五开”的格局，中央相对占优。地方政府的事权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化在加速扩张，但对应的本级收入并未随之匹配，于是，收支敞口扩张且呈加速扩张之势。这个敞口的加速扩张，表现为本级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相应下降、并且越来越小，统计表明，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已经由2003年的“三七开”，快速变为了“二八开”。财政收入占比的下降，等价于收支敞口的增加，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深入考察这个收支敞口，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行政层级越向下，敞口越大、也越难通过正式程序收敛。这是因为用于弥补敞口的正式手段——“返还”和“转移支付”是自上而下、层层剥皮的，行政层级越高，截留和支配的能级就越高、手段就越多；行政层级越低，被截留和被支配的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额就越大、可腾挪的余地就越逼窄。与之相应的是，层级越向下，填补敞口的手段也就越激进大胆、越行走在灰色地带。举例而言，各级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招商引资，但层级越向下，越倾向于把招商洽谈变成招商大战、越会开出种种复杂的捆绑安排，这个竞争之激烈，甚至白热化到了市场化的程度，以至于获得了“县域竞争”的称谓（张五常语）。不止如此，这个逐级放大的敞口，非但不容易成为直接上级们忧心的对象；许多情形下，还会反过来，成为省级地方跟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时不时地，县和县以下的镇、村级的敞口风险会成为媒体焦点，就是这个博弈的曲折体现。二是基于事功的投资冲动不断绷紧着并进而扩大着敞口。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作用下，投资与事功，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几乎可以画上等号。这意味着，敞口天然存在扩大的张力，这个张力来自预算外的投资需求，这个投资需求在敞口中的占比逐年提高，而一轮又一轮为事功而PK的锦标赛，又将这个张力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新的极限。以1998年为界，之前的敞口构成中，弥补各类亏空如欠发工资、粮食亏损挂账、乡镇亏空（包括乡镇担保）是敞口里的重头；1998年之后，随着城镇化的蓬勃兴起，敞口构成中的补亏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