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当代文学二元互动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化保守是一种思潮，学衡派将文化保守主义贯穿于其创作活动中，同时这种认知态度和文学创作态度也是其在民族大义上的反映。一、对“学衡派”的误读由于受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激进———保守”二元对立思维观的影响，对于“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作出了与其不相符的评价。学衡派一直被视为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派”。而实际上，学衡派与林纾等守旧人物有着重要的不同。李怡就指出“要在‘学衡派’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之间划出界线其实并不困难。”“首先，与康有为、林纾、章炳麟不同，‘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其次，与孔教会和“甲寅派”相比，“学衡派”显然缺少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欲望和政治色彩……第三，全面审视《学衡》言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学衡派’诸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提出“‘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学衡派”从1922年《学衡》创刊起，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学衡派”的反对者中以鲁迅的《估》影响最大，由于鲁迅在建国后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中都延续了这条思想评判，“《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总结，对以后影响很大。郑振铎在导言中把学衡派和林纾、章世钊并称为复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都延续了这些观点,而且研究者们多以《大系》收入的几篇论文作为原始资料,根本不屑于看《学衡》的原文,因此在观点上也就难有突破。”从“文革”期间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都强化学衡派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这种批评的态度在左倾的大背景下更加被强化，当然这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分不开，所以“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一直被忽视，直到80年代，它才又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而重新被我们认识，“学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关注，既与近年1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又是当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学衡派对文化改革的稳健态度、对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坚持都得到肯定。”二“、学衡派”的文化观以及文学观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的文化观是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以“打通中西、融贯古今”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并进而对于新文化主义者的激烈反传统提出不同的声音。“学衡派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它并非纯文学团体，其文学观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的。”但是其与激进主义并不是完全彼此不相容的，在思想深处，仍有共通的地方。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胡适等人宣称“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比用之利器。”并且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来达到学术目的的做法,易峻批评胡适“学术上运动之不足,更是假政治权力来实行专制。”针对性文化倡导者的文学新旧对立观念，吴芳吉认为“真正之文学乃存在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其实“学衡派”是不赞成新文学倡导者的语言革新主张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对白话文，梅光迪曾经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有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其实“学衡派”的很多对于语言文字观点也值得思考，“文学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其次是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学衡派不赞同新文学倡导者将文学以“新”和“旧”区别对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新文学倡导者以“重新估量一切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