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之死”的不同叫法：从“自缢”到“殉国”在北京景山公园里，有一棵为人熟知的老槐树，据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此自缢。树的旁边，矗立着两座石碑。一座镌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成；另一座则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对此，据景山公园管理处文研室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指示牌改名发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现已退休的员工建议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为了与另外两座石碑的有关表述相一致。但该工作人员也透露，“明思宗殉国处”的说法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环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处计划下次更换园内指示牌时，改回它的旧称“崇祯皇帝自缢处”。表面上看，无论“自缢”，还是“殉国”，都是指崇祯皇帝自尽之事。但前者仅仅交代了自缢的行为本身，后者却带有强烈的褒扬色彩。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探究，从“自缢”到“殉国”，崇祯皇帝之死为何影响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纪念崇祯皇帝之死时又有着怎样的初衷？自缢崇祯之死引发的山河巨变“崇祯之死”究竟是“自缢”还是“殉国”，这还要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说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祯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景山自缢而死，维持了270多年统治的大明王朝由此灭亡。作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大概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自己将会成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已经导致明朝内部政治腐败愈发严重，外部来自后金的侵扰也逐步加深。反观崇祯，即位之初便力图革新吏治，处置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慨然有为”，给人带来了一丝希望。怎奈国家积弊已久，纵然崇祯再努力，也已无力挽救危局。内忧外患的夹击，最终促成了崇祯的自缢和明朝的灭亡。与崇祯之死相伴出现的，是一幕幕的家国惨景。临死之际，崇祯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对答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随即自缢而死。崇祯又传旨给后宫嫔妃，要她们随同自尽，并命太监将几个儿子潜送出宫。面对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崇祯长叹“尔何为生我家”，挥剑欲杀之。长平公主举起手臂挡了一下，臂虽断而性命得保。至于崇祯，他的自缢除了有太监王承恩跟随之外，更有“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直到三日之后，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发现了崇祯的尸身，并看到了他以血写成的遗诏。其中说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虽然各类史籍对此记载不尽相同，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崇祯的自责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为天下百姓请命。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开后，在明朝士大夫群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纷纷自尽效仿者不计其数。关外的后金则打起为汉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帜，在吴三桂的引领配合下，进入山海关，击溃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当年五月，福临于北京称帝，改年号为顺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变色，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围绕崇祯之死，虽然仍有许多疑点和争论，但崇祯自缢之举所代表的不苟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义，则被后世反复提及，并加以纪念。殉国抗战期间对明思宗的纪念清朝建立之后，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极力尊敬如崇祯等前朝皇帝。据说，清初曾将崇祯自缢的老槐树定名为“罪槐”，并配有一副铁链。同时规定，凡皇室人员经过此处，必须驻足观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前朝皇帝的诚敬。清朝灭亡之后，对崇祯的纪念非但没有中止，反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国内局势的复杂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前述两座碑之一的“眀思宗殉国处”碑，书写者是沈尹默。碑的右侧上方题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左侧下方题款则为“故宫博物院敬立”。有一个细节是，沈先生在书写“眀”字时，有意将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