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长江流域居民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调查分析李长健++孙富博++黄彦臣摘要目前国内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关注补偿者的支付意愿，忽略了受偿者的意愿。为了研究受偿者的受偿意愿，课题组对长江流域相关地区居民的生态补偿认知情况和受偿意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采用Logit模型和回归分析法对该地区居民受偿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受偿意愿主要受文化水平、职业和生态补偿认知的影响。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在补偿标准确立意愿方面表现越强烈；职业因素对居民在补偿主体选择、现金补偿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方式选择方面的影响较强，对生态补偿了解情况则对上述四个方面都有影响；此外，在选择补偿主体上，国家机关层面中居民选择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大于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在选择补偿标准上，选择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和企业制定补偿标准優于国家制定补偿标准；在现金补偿依据上，按影响程度计算更优于按耕地面积计算；在非现金补偿中，优惠政策优于其他形式的非现金补偿。基于研究结论结合长江流域特点提出六方面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利益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包括：增强长江流域地区居民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意识，让居民学会维护自己的资源生态权益；建立全流域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机制，提高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效度；科学调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多元化实施全流域内生态补偿工作，呈现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化效果；协调流域社会系统与流域自然系统关系，推动两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强化保障流域内居民发展权实现，建立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关键词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CVM；市场补偿；发展权保障F062.1A1002-2104（2017）06-0110-09DOI：10.12062/cpre.20170412长江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地区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作用，但由于区域之间开发利用程度差异大，部分区域生态资源破坏严重[1]，导致经济效益负外部性。上游是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态功能区，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上游为了对水资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了大量保护资金，牺牲了经济回报，而正向效益大部分给予中下游，由此产生了正外部性利益冲突。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难以和谐，协调利益冲突与保障全流域居民发展权是长江流域资源利用、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长江流域各地应该有公平的发展权利，补偿上游地区因生态保护造成的损失，保障其发展权实现，从而提高流域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2]。2016年起中央倡导“生态优先，共抓大保护，绿色开发，控制性开发”理念，是长江流域发展生态补偿的导向性理念。因此，通过制度资源供给，构建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全流域内各区域、各主体利益，促进自然、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现实所需[3]。学界关于流域生态补偿也展开了大量研究。面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社会现实，流域生态补偿是流域资源利用、开发以及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键措施。流域生态的特点决定了其环境影响因素是单向性的，并且，在全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域生态资源的贡献性质不同，难以保障流域间各主体公平享有流域生态资源。流域生态补偿核心是构建利益的驱动、激励与协调机制，以补偿促保护，注重补偿效率[4]。张晏[5]认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推进政府、社区、市场三主体合作，建立条件限制与责任主体明确的保障机制和信息公开、效率公平的监督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是以确定补偿主体、方式和标准为基础，同时在法律上要予以保障。但是，龙开胜等[6]认为现行制度没有赋予利益主体对补偿标准和范围表达的权利，补偿主体（尤其是政府）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所能接纳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补偿。只有充分考虑受偿者的补偿意愿与补偿方式，才能制定出公平、可操作的补偿标准，达到更好地补偿效果。课题组通过对长江流域相关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获得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意愿和相关问题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给予借鉴和参考，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优势互补[7]。1长江流域受偿意愿评估方法国内外关于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