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塑造摘要：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对城市的塑造有着严重的两极化趋向，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基本以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反面形象现身。两极化的城市形象塑造有着复杂的成因，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关键词：乡村题材小说；城市形象；成因；价值视阈以乡村为表现对象的乡村小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乡村小说得以确立正是人类社会向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它们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乡村小说的重要范畴。一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形象的塑造考察新时期以来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形象，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作家在处理这一形象时，往往容易形成两极书写，即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城市基本以高大、洁净、文明的正面形象出现，而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却以喧嚣、冷漠、肮脏的反面面目现身。城市形象的变化折射出乡村题材小说作家和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焦虑，并由此显示出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缺陷和不足。1980年代的乡村题材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正面的城市形象。城市成为文明、进步、开放的象征，昭示着乡村的愚昧、落后和封闭。《陈奂生上城》(高晓生)通过陈奂生上城的“奇遇”对新时期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进行批判，揭示出“当代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阴影下走出，新时期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农民身上的劣根性是通过进入城市彰显出来的，城市就具有了不言而喻的进步意义。虽然陈奂生在城市遭遇到一系列尴尬，但这丝毫没有损毁城市的高大形象，最后陈奂生病倒街头，还得到县委书记的救助，这是城市善的体现。《哦，香雪》(铁凝)中的城市形象是通过对列车员“北京话”的描写体现出来的。“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列车员是乡村姑娘对城市的认识，是城市所显现出来的面孔，“北京话”无疑是城市的化身，代表着城市对乡村的启蒙。《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中被城市知青李幸福带到与世隔绝绿毛坑的收音机、香皂、牙刷等现代文明物品无疑是城市的表征，正是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原本只知道传宗接代的瑶家阿姐盘青青也开始觉醒，最后同李幸福一起逃离出绿毛坑。在这里，城市完成了对乡村一次彻底的启蒙。如果说这些都还只是通过侧面描写来显现城市的美好，那么路遥的《人生》中则通过直接书写来完成城市高大形象的塑造：“高加林坐在一棵大槐树下。透过树林子的缝隙，可以看见县城的全貌。一切都和三年前他离开时差不多，只是街面上新添了几座三四层的楼房，显得‘洋’了一些。县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一头连起河对面几个公社通向县城的大路，另一头直接伸到县体育场的大门上。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晕抹下一片瓦蓝色的建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城外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山岭，像起伏不平的浪涛，涌向了遥远的地平线……”城市的“辉煌”最终促使高加林抛弃了乡土而认同了城市，背叛了刘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反差中，高加林所作出的最终选择。当然，1980年代乡村题材小说中对城市的书写也并非是完美的，譬如《陈奂生上城》、《人生》、《老井》(郑义)、《浮躁》(贾平凹)等作品在极力呈现城市美好一面的时候，也刻画出乡下人在城市遭遇城里人的揶揄，饱受苦难和欺压，但城市整体给人留下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然而，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改变了1980年代的正面形象，完全沦落为恶的化身，许多乡村题材小说中刻画出邪恶的城市形象。《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中的父亲李四就因为丢失了身份证而始终得不到城里子女的认可和接纳，最后只能惨死在车轮之下。我们与其说李四是被他的子女们抛弃了，还不如说他是被高度物质化的城市抛弃了。《望粮山》(陈应松)中的金贵刚进县城卖腊肉就遭到城里入的多重盘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