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子刘源36岁当上副省长坎坷经历：一波三折的高考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