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道德”与“四种境界”“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不仅新儒家这样说，而且其他学派也差不多这样说，起码是不反对这样说。因为，传统的儒、道、释三家学问确实大体如此。这里，说的是“主要课题”，并未否认其他课题如社会的学问、政治的学问。两千多年来，学者们的求索呕心沥血，论著汗牛充栋。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学者们在阐述关于人生哲学问题时，又着重在“明德”。我们以两位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例证，窥一斑而见全豹。上世纪末叶，马王堆帛书与郭店竹简先后出土，震撼学术界。有关专家纷纷投入到研究之中，其中庞朴先生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产生广泛影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收入《文化一隅》一书中的《三重道德》《三重道德论》。庞朴先生认为，楚简中《六德》一篇是讲人伦道德的。“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无论何人，必然处于这三伦中的某一个位置，总共是“六位”。各位生民都有其相应的职责，称为“六职”：“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受者。此六职也。”有了职责，又必然会有相关的规范或标准，那便是“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楚简明确说，义是君德，忠是臣德，智是夫德，信是妇德，圣是父德仁是子德。学者们公认《六德》是思孟学派的著作，那么在讲人伦道德时为什么不用早已被先人说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呢？庞朴先生认为，根据“天降大常，以理人伦”“……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楚简：《成之闻之》），“六德”便不能也不会只是特殊性的、只适用于家庭范围内的琐德细行，而必定是更一般的，是天道的直接延伸和显现，即圣智仁义之类。应该说，此种解释一般读者是不大好理解的。事实上，庞朴先生也认为《六德》中位、职、德的搭配“显得不那么通顺”。我们只好说思孟学派企图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但还不完整，不成熟。楚简的另一篇重要文献是《五行》，与马王堆帛书《五行》大同小异。《五行》第一章开宗明义，曰：“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所谓“形于内”和“不形于内”，乃就天道而言。天道只有被人觉悟，才能成形于人心之中；如果未被人觉悟，没能在人心中成形，只是被仿效于行为之中，那就是“不形于内”。形于内的“德”有五种：仁、义、礼、智、圣。其中，仁、义、礼、智可能虽没有形于内，却在实践中有所体现，那就只能称为“行”，而不是“德之行”。“四行”总括起来称为“善”，而善是“人道”，还不是“天道”的“德”。据此，庞朴先生认为早期儒家已经规定了“四行”乃为人之道，也就是人的社会道德，即社会人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圣”不同于仁、义、礼、智，它只能形于内而成圣德，不能不形于内而有圣行。所谓“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均形于内的“德之行”。“五行”和“四行”虽只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的具体德目多所一致，但内涵和境界大不一样。简单地说，“四行”对天道还没有觉悟，不形于内；“五行”则对天道已经觉悟，形于内。也就是说，二者对天道的觉悟程度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人了悟其所在社会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点和一瞬，洞悉社会所谓善行不过是天道体现于一地与一时，觉解自己虽一粟于天地却可备万物于我心，那么，此人遂能超出其所在的社会乃至一切社会，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庞朴先生说“五行”是天地道德。总之，庞朴先生认为，人首先是一个感性的自然存在，是家庭的一分子，然后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