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效益可持续发展论文诉讼作为以司法权力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必须以特定的时空构造为载体，以昭示其可预测性和可评价性，给公众以可信赖感。这一特定的时空构造就是诉讼程序。可以说程序的设计和展示越是明细化、具体化，其可测性就越明显，公众的信赖感也越强烈。但正象流水线作业的分工明细与管理严格目的在于优质高效地生产产品一样，程序存在的目的也决非仅仅是给人看，快速有效地解决冲突，避免因社会关系长期处于非常态造成秩序的紊乱同样也是其价值。然而鱼熊兼得决非易事。每一单位的司法资源的投入与对该资源的配置使用都要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平台因此过程的严格具体必然挤占效益的生存空问，这就是程序公正与效益的矛盾，在对这一矛盾的处理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不是得失兼有，毁誉参半。世界各国法院都面临“积案”的困惑，在崇尚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尤为突出。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美国的诉讼制鹰向以程序严格、人权至上著称，但其过程的烦琐冗长使得犯罪现象“一波未平-波又起”，重复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等电严重困扰着美国司法界。与英美国家不同，大陆国家司法权力运行顺畅快捷，侦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关系密切，被追诉方权利受限，行为被动，这一“一边倒”的态势使其诉讼素以高效率著称。然而其片面追求安全秩序，忽视被告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有意无意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宁可错究，勿使漏网”的诉讼心态，其高破案率的背后拖着滥用权力淡漠人权的阴影，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英美国家的司法权内耗性明显，可能会因为程序环节-哪怕是看起来极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的失误而导致整个案件前功尽弃的话，那么大陆国家则往往因为对司法权的过度信任和使用造成冤错案，以至于须无数次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来弥补损失，司法资源的浪费自是不争之事实。由此看来，英美国家与大陆国家都存在诉讼的规模但不经济问题。在英美，规模体现为诉讼程序超长距离的严格与烦琐，在大陆国家，所谓的规模则是以破案量或破案率为标志。为解决诉讼效益难题，美国于本世纪后半叶兴起了经济分析法学派，其用市场功利原则剖析司法资源的投入与效益对比关系，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经济分析法学视诉讼过程为整个市场竞争与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忽视诉讼体系内在的自然正义价值，要真正在这个市场化程度千差万别的世界上取得普遍实践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其探索的角度与方法却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在肯定诉讼基本正义价值的前提下，能否通过调整程序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使之在适应纷繁芜杂的案件时更加灵活化，从而推动司法资源的投人与诉讼效益的比例关系朝正方向发展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首先，依据现实需要推动程序多元主义。程序是诉讼的时空载体，公正与效益实现程度皆有赖于程序。程序是技术性较强的事物，直接体现着司法权力在纵横两方面的组合方式和流动过程，因而一种程序一经立法确认，都不能随意更改或废弃不用。但也正如人们所说，任何法律一？经制定便宜告了其过时的可能性，因为虽然法律为了促成人们行为的规则化不得不保持相对的稳定，但社会生活却从处于无休止的流动变化中。不必说法律的总括体系不能包罗万象而无遗漏，即便是既有的制度规范也未必能本质与结构两方面同时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就程序的设置而言公正目标的存在要求必须有一种典型反映诉讼关系运行特征和诉讼价值观，对一般冲突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相对稳定的程序作为整个诉讼运行的核心，以使人们对正义的期待有一个权威的圆满的实现过程。但我们义知道，并非每一社会冲突都具有根本性或明显严重的危害特征，也并非每以个社会冲突都需要用烦琐冗长、严格具体的程序加以解决，以达到所谓的满足社会公众对安全“无限需求”的目的，比如主观恶性不大的人身侵害案和数额较小动机单一的财产；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在核心程序外设置一些简洁快捷、便于操作的诉讼程序，以满足处理不同性质案件的需要，无疑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如果把核心程序称为绝对必要程序的话，那么这些非核心程序则可以称为随机性必要程序，前者的价值目标主要定位于诉讼公正，而后者的价值目标则基本取向于诉讼效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