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钟咏三我于1987年9月以合肥市委副书记被任命为合肥市副市长、代市长，1988年1月当选市长，1990年6月参加以朱镕基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在纽约市长办公室，纽约市长和上海市长朱镕基谈话时，我们其他几位来自武汉、重庆、太原、合肥、宁波的中国市长亦在座，我乘隙浏览墙上的世界地图，结果大吃一惊，居然没有“HEFEI”！当时对我的震动太大了，可以说刻骨铭心。一个6300万人口之省，其省会居然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哪怕只是一个点。合肥太小了！此前此后，我一直在思考，像合肥这样一个“很欠发达”的城市，如何崛起；我作为一市之长，该怎样破题？一1983年以后，在新的市委、市政府班子领导下，我们搞了旧城改造，其经验作为“合肥模式”被建设部和国务院向全国推广，遐迩闻名。我们敢于贷款搞工业项目技术改造，使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又适时引来一大批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我们提出百亿产值规划，原定到1994年，结果在1992年提前实现。“争取几个大的，改造大批老的，放开县区小的”，使合肥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羁绊，市场经济初现端倪，但经济总量仍然偏少。在沿海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影响示范带动下，1990年10月合肥科技工业园奠基。仪式结束后我走向汽车，身边有一位海南商人向我建议，“你们合肥要想吸引商人来投资必须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还有一位台湾商人建议我们“把土地盘活”。1992年我们执著地邀请邱永汉先生来肥（《瞭望》杂志随后发了《钟市长请外商》），在“长江公主号”游船自三峡到武汉经岳阳时，合肥招商说明会上邱先生“中小城市发展的可能，取决于这个城市的领导人是否开明是否有决心”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联想到过去在工厂工作时参加全国行业活动小城市小工厂没地位，联想到在大学学政治经济学讲工业化是普世之道城市化是载体，我心豁然开朗：是“新扯一块布做衣服”的时候了！此时适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中央决定开发浦东，安徽则提出先搞皖江，重点发展芜湖。我们呢，不等不靠，果断决策搞工业开发区，发展新城区，提出“再造新合肥”的宏大目标。我们的提法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安徽没有大城市，李贵鲜同志来安徽工作曾说过安徽各城市“哥们兄弟一般高”，不像许多省都有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会城市作为引领发展的引擎和龙头。计划经济时代，合肥曾是“被计划遗忘的角落”，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机会均等，谁主动谁努力谁就能发展。合肥自己主动借助省会城市的优势，主动承担安徽的“龙头”，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市规划处把工业开发区选址在南边桃花一带，这里环境好，土地广阔，地面建筑物简单稀少便于拆迁，有合安公路可资利用，有起码的交通基础，靠近巢湖和派河，可以大手笔营造环境。1993年4月3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奠基，我在奠基仪式上响亮地提出“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口号。加上此前由合肥科技工业园更名的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伴随铁道部“东取华东”战略诞生的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三大开发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说：“三大开发区建成之日，就是现代化大城市形成之时”。再造新合肥，实际上就是跳出老城区建设开发区亦即新城区，反过来再带动老城区新生，这就是我们新的发展之路。二1990年10月17日。合肥西郊一块被农田包围的土岗上竖起一块被红绸包起的奠基石——合肥科技工业园培土仪式隆重举行。搞科技工业园，我们合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我们拥有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30多所大专院校，有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190多个科研院所，有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超导托克马克实验室等好几十个国家级实验室。这些，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因为它们的成果并没有直接惠泽合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它们又是重要的依托和亮点，是可资利用的“潜力股”。我在选派得力干部主持高新园区建设伊始，就明确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合肥的科教优势，大力引入先进的工业企业，使科技开发与工业经济二者结合起来，建立全新的体制和机制，夯实基础，改善环境，放宽政策，筑巢引凤，建设咱们自己的经济特区。一张白纸迅速绘出精美的图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