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小说”的文化反思潇元内容提要：本文从作家的生存困境，产生卫慧的文化土壤，以及新生代作家怎样寻求破土而出的突破口等，分析产生卫慧的文化渊源。同时还通过分析卫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透视作品中折射出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及陈腐的传统文化的浮泛。最后一部分着重谈后现代文化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重塑民族灵魂的必要性。关键词：另类小说文化根源社会根源作家死亡后殖民心态重塑国魂作者简介：唐山师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社科专家、作家、现为北大访问学者。《上海宝贝》被查禁以后，一时沸沸扬扬关于“另类”小说的话题，蓦然变成了窃窃私语。当然，关于查禁之事，评论家们或者赞成，或者反对，但总的表现是心里有数，一时间正调与反调都唱得不响表现出一个时期的小心翼翼和隔岸观望。因为与政府伴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捧臭脚之嫌”，与政府唱反调，还似乎欠缺一点勇气，毕竟头脑中还存有文革记忆。笔者认为，面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尚有探究其社会、文化来源剖析其思想内涵之必要。一、“另类小说”产生的文化因素从五、六十年代欲望的极端压抑，到九十年代来的极度张扬，情、理、欲在中国文学中戏剧性的切换，其中又隐含着某种必然的因素。那就是物极必反——情、理、欲在文学写作中位置的转换。这不能不说是“另作写作”产生的一个文化因素。情、理、欲作为人性的三大根本特征，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表现中，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中，只表现情与理的对抗，欲望在作品中或缺席或被深深隐匿和遮盖。无论是《烈火中永生》的江雪琴，还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们都用高度理性的精神，排斥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情感需要。情作为理的对立物出现，并且总是妨碍理的一统天下。理大于情是典型的五十年代的情感处理模式，在这个时期人的欲望作为人的必要的精神需求被压抑到了极点，也为欲在今后的文学中被极力张扬埋下了祸根，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到了“伤痕文学”，情才开始被合理化，已不再作为理的对立面出现。以刘新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开始书写各式各样的伤痕情感，但在情合法化的同时，理仍然被尊重。八十年代中期的《人到中年》应该是情理冲撞的一个标志，理在文学中的位置开始发生动摇，伴随着人的情感的进一步苏醒，人的主体精神的进一步增强，表现出强烈的挣脱理的束缚的趋势，这个反叛行为是80年代人道主义题材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之一。《人到中年》对陆文婷内心世界情、理碰撞及冲突揭示得非常全面、深刻。但不管是情大于理，还是情理冲突，欲望仍在缺席。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先锋小说的崛起，欲望的合法化在文学界评论界得到了共识，那就是承认欲望是人的正常需求，正常的欲望有利于人本身的自我完善。这个时候，虽然有先锋界的陈晓明极力张扬先锋小说的解构精神，提倡从消解乌托邦理想到消解所有的人生理想。但这对先锋作家们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那个”岁月成长起来的人。仔细阅读《红粉》《活着》《错误》等文本，我们不难触摸到，苏童、余华、马原的人文关怀。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们以艺术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对正面人生理想的肯定，即对美好人性的肯定。王朔虽有痞性，且开了中国世俗文化的先河，但在骨子里，王朔也仍然保持着对传统道德的记忆，在他的作品中情虽然占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欲望也有了应有的位置，但仍受着传统意义上理的约束。到了陈染、林白等的个人化写作、欲望至上开始有所抬头，而“另类”作家这些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新新人类，自从出生，就受着全新的文化熏陶，在写作中抛弃了前者最后一点温文学而雅，彻底显露城市“边缘人”的底色，传统意义上的理被彻底消解，人间通有的情也被全部淡化，只有欲望成了她们极力表现和张扬的对象。就像卫慧在作品中说的那样“生活对她来说永远是一把随时会走火、会死人的欲望手枪。”“对即兴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在另类写作中，欲望在情、理欲中占有了绝对地位，情、理、欲在文学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转换，陈晓明的理论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实践，同时也真正实践了中国物极必反的古训。在文学作品中完成了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