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们找到我们之前，找到它们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雷瑞鹏邱仁宗“史无前例的疫病”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决策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随着我们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随着我们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疾病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和消失。20世纪40年代，美国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在他的《文明与疾病》一书中指出，文明是疾病产生的一个因素，文明也许帮助我们控制某些疾病，但由于文明的种种因素，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传播规模更大、影响面更广的疾病。从人类历史总体来说，人类死于疫病的人数要比死于战争的多得多。而其中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最大的是动物源疾病，又称为人畜共患病，即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的疾病。动物源传染病具有动物储存宿主，为人类不断提供新的传染源。有些病原体起源于动物，但也已进化为主要或专有地传染给人，在从动物越过物种屏障传播到人后，已经适应人对人传播（如艾滋病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对人类特别危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狩猎者—采集者社区太小，无法产生足够的易感宿主，来维持特定物种病原体的持续存在。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关键性转变，很可能是1年～150年前的牲畜驯化。这为疾病的突发提供了多种机会，首先是通过促进跨物种传播，其次是通过人类住区的扩张，足以使诸如麻疹和天花之类的致病性病原体持续存在。随着定居点成为城市，到达了第二个转变点：环境卫生和病虫害防治问题的增加，使传染病大规模流行，例如黑死病和霍乱。移民、贸易、勘探和征服，则引起了第三次重大转变。在此期间，一个地区的人类感染病原体，被带到另一个地区的高度易感人群中，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始于15世纪的地理发现时代，估计在1520年～1521年有10万人～15万人死于传染病，美洲印第安人和太平洋文明被从西方输入的天花和麻疹摧毁无遗。作为回报，梅毒螺旋体感染输入到欧洲。因此，人类传染病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人口变化、人的行为和技术的大规模改变引起的流行病学变化。人为的因素一直是人类流行病学变化的驱动力，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适用。最近突发和重新突发的疾病趋势与人类历史上其他趋势不同的是，疾病的数量越来越多，暴发的规模越来越大。目前，每年以大约发现一种新疾病的速度，在过去30年中发现了30多种新病原体。考虑到人类历史上总共鉴定了1415种人类病原体，当前人类发现新发传染病的速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人类传染病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人口变化、人的行为和技术的大规模改变引起的流行病学变化。“先发制人的策略”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环境的改变，病原体本身的内在生物学改变，以及科技和产业发展引起的外在生物学改变，使得有可能在人群之中产生和传播动物源疾病的机会越来越大。动物源疾病在人体内突然出现的过程，经历了两个转变阶段：人与感染原的接触和感染原的跨物种传播。另外还有两个转变阶段，是持续性的人与人之间传播和对人宿主的基因适应。对人宿主的基因适应，不是许多动物源疾病在人体内出现所必要的条件，但确实是某一个病原体暴发式大流行的前提条件。目前，我们了解到动物源疾病发生的过程包括：动物源病毒已经发生进化，它们能维持在它们野生动物宿主内，跨越物种障碍传播到在分类学上不同的宿主内，引起增殖性感染，启动引起疾病的病理过程，并通过在第二宿主物种内反复感染，产生大规模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成为具有国家性、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最近20年，感染病毒的储存宿主和中间宿主以加速的步伐迅速转移地点，预示在动物源病毒构成人类公共卫生威胁方面的大转变。目前人群的增加速率，人和动物增加的规模变化，以及环境改变的速率，创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之间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接触机会，这是未来风险的清晰无疑的预兆。从上所述可引出一个规范性结论，就是我们要为下一次以及下一次以后的动物源疫病的流行做好准备，即要时刻准备着下一次的大流行。我国儒家典籍《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何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动物源传染病大流行这样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早做准备，也许动物体内的病原体就不至于溢出到人体内。即使发生溢出事件，也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