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政治化基因浅析一综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各有其独特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但相比较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基因尤为彰显。仅就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而论，熊明安认为，除去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外，无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１］：首先从培养目标来看，都是培养统治阶级的各级官吏和极少数科技管理人才。其次，从教育内容来看，从汉朝起，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规定了以儒家经典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教材。第三，等级性特别突出，入学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大都是官吏和地主的子弟，即使有少数市民子弟入学也只是点缀而已。第四，官立高等教育的经费都由封建王朝供给，大学生享受公费待遇。这四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满足了政府对教育的需求。而针对近百年来的情况，涂又光先生指出，社会对高校的冲击，前８０年是政治冲击，后２０年是经济冲击。前８０年中面对政治冲击出现过三种对策：“一种对策是严禁高校议政，镇压学生运动。一种是发展学生运动，使之成为‘第二战线’，直至‘停课闹革命’，高校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专业’。还有一种对策，可谓‘政学分工’：志愿投身政治的师生，或上前线，或去延安，听其自便，留校师生则保持安定，发愤教学、发愤研究、发愤著作，以作为对政治冲击的最佳回应。三种对策，哪一种的高等教育效果最好呢？只有最后这一种：既出了高级革命人物，又出了诺贝尔奖得主，一般毕业生也有真才实学。”［２］当然，教育行政系统才是政府与教育发生关系的最基础条件，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系统演进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微妙事件。正是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特殊的事件及其作用力，才使得一些国家在各不相同或大体相同的教育行政体制下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运行结果。许悼云先生认为：“历史只是一个变的总和，在这个变的总和里，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每一个都在发生，而每一个也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因素。时间这个因素是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说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变，而各个因素配合起来，它们变化的速度不一样，变化的情况不一样，于是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排列。”［３］---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种作用力的基本走向是：政治选择决定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影响教育结果。在中国，自古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一种公开的方针政策，《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就是对教育之政治功能的认识。教育与政治历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政治的需要往往就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造就统治人才。以下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政治影响的一些事例的简单梳理，以从一个侧面凸显政治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二“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大学出生的印记：在夏商时代，大学的教育对象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子弟，目的是培养政治、军事、管理方面的人才以巩固政权。《孟子·滕文公上》说：“没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由于是国家办学，学校教育的阶级性一开始就十分鲜明，这对后世的教育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大学由国家主办，即所谓学在官府，实行政教合一，官师合一，文武合一；第二，大学教育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大学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接班人；大学成为巩固奴隶主阶级政权、维护奴隶制度的一种重要工具。”［４］学而优则仕——学术御用倾向的发端。孔子反对“亲亲”的“世亲世禄”的宗法制度，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出仕原则。《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表明为学与为官有相资助长的关系，学习为做官从政的准备，做官从政则是学习的目的。从积极意义看，表明了孔子对腐朽的世袭制度的批判态度和“举贤才”、入世救国的良好愿望；从消极角度看，其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的价值选择，甚至影响到今天盛行的学术官僚化及官僚学术化之种种表现。私学的出现使教师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而“孔学”的影响形成了亦士亦仕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焚书坑儒——惟我独尊的暴力范式。一把秦火，烧毁了无数的先秦典籍，坑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