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孔颜之乐”浅谈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在伦理思想探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明辨是非、感知善恶的道德，引导人们在追求至善生活的意义中获得幸福。具有终极意义指向的幸福是人们思考和践行道德的内在推动力。作为通往幸福的桥梁和纽带，道德只有实现与幸福的统一，协调一致，才能让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更容易体会到真正的善，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内心的宁静。尽管对幸福的渴望和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却与道德存在很多不一致，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思想、观念和实践上的冲突，陷入〃德福悖论〃的怪但不同伦理文化一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探寻道德和幸福是否具有统一性的德福之道，力图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良好的心态和内心的平和，只是通达〃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和实践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有所不同的是，西方伦理文化从古希腊基于行为者的总体目的即幸福观念来运用道德，去考虑在具体实践境遇中如何找到通往这个目的的手段,寻求超现实的至善的幸福，而中国伦理文化往往以儒家为特征,从先秦开始，以德为福或德为福本，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正因如此，中国伦理文化常常给人一种重德而轻福的印象，无法把握德福之道的有效方法：行善的依据固然在于个人的道德良心，然而〃得福〃的依据却不得不诉诸于客观的〃上天〃。诚然,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家往往处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围中，重德而轻福，但直至宋明理学受释、道两家的影响，丰富了儒家德性论的幸福内涵，成了儒家探讨人生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契入口。尽管宋明理学的〃孔颜之乐〃思想仍然受制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框架,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重德轻福的思想传统，但至少也开启了儒释道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寻〃德福一致〃的必要,指明了中国伦理文化内在发展逻辑本身所特有的可能的德福之道。一、“孔颜之乐”的思想探源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崇尚道德至上,却没有相应于〃幸福〃一词的清晰概念,尤其是占据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导向作用的儒家思想更是如此。虽然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幸〃、〃福〃二字，但它们并未直接连用。那么，这是否就表明儒家伦理文化缺少幸福观，难以形成直接的德福之辩呢？甚至以此判断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幸福这个理论基础？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道德形态都应该内在地包含着一种相应的幸福意蕴，没有体现出人的幸福的道德设计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一个基本的事实表明，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以自己特有的道德追求的方式实现着幸福生活。有所不同的是，每一种伦理文化既有自身的理论优长，也有难以克服的短板。这就需要不同伦理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取长补短，尤其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也应该存在自身特有的德福之道。其实，讲伦理重道德的儒家伦理思想从一开始就把〃德〃与〃福〃密切联系，如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虽然〃孔颜之乐〃的这种道德境界的言说最早是由宋代周敦颐明确提出来的,但其思想的内在本源却起始于先秦儒家的孔子与颜回的德福之道。作为儒家伦理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寻求〃以德配天〃的道德至上原则，但不是缺失幸福的精神动力的支撑，使道德规范沦为形式化、绝对化，而是在坚持道义原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志趣、情感体验以及关乎生命的人伦大道的自觉状态，奠定了儒家德性幸福论的基本形态。孔子曾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德性幸福论思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0这句话的主旨并不是让人们甘愿过贫穷的生活，而是要使用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获得财富或官位，才能心安理得，自然会获得发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幸福快乐，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贫穷，而在于像颜回一样锤炼道德修养的工夫。颜回是孔子最为欣赏的一个弟子,无论他的为人还是学识，一直得到孔子所肯定和赞许，成为孔子为其他弟子树立的楷模。孔子推崇颜回〃克己复礼〃的道德境界，〃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