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通常已被看作是学科的奠基之作，但又是一部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很多批评的著作。作者自己也说是“急就章”，“如尚有某种参考价值，其意义也不过如后人看‘唐人选唐诗’而已”①。然而这部带专着性质的教材的写作姿态、文学史观念、内容结构及其出版后的遭遇，都和中国现代文学（现在一般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确立息息相关，值得在学科史上大书一笔。回顾与讨论王瑶这部著作，并不限于评价这部书的成就与不足，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历史同情的态度去观察1950年代形成的文学史“生产模式”，这也许能引发对某些长期困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史稿》现象”与学术生产体制化在195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还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新文学的评论与总结，甚至已经出版过多种相关的著作。1930年代之后，陆续有沈从文、朱自清②等一些作家学者在大学开设新文学的课程，但仍然缺少系统性，不可能真正列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况且讲课者也无意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③。可以这样说，在19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顶多只是一种“潜学科”。然而，若论学科的沿革，也应当看到有一个积累和发展的过程。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是此前许多有关新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孕育的结果，直接的促进因素却是时代更迭以及学术生产的体制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作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学史研究就顺理成章地从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而且得天独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视，并纳入新的学术体制，带上浓烈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显学”。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又与学校教学直接相关，是以大学课程的调整为契机的。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其任务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④。此后，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配备教员专门讲述“新文学史”这门课，讲授的课时量很大，30多年跨度的内容，一度几乎与两千多年的古典文学课时持平⑤。有关的讲义和论着也应运而生，现代文学研究真正从其所附属的古典文学框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在大学享有基础课地位的新的学科。该学科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政治性强，二是与教学紧密相关，这种状况对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影响都很大。第一代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学科创建的专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古典文学或其他领域转过来的。王瑶也是如此。1949年初，北京刚解放时，王瑶在清华大学任教，本想“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⑥。他原来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学，有名作《中古文学史论》，在清华大学也教“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方面的课，但他同时又是非常关心政治，追求进步的，对新文学本来就喜好⑦。1949年秋，在新中国建立带来的蓬勃气势的推进下，清华中文系实施教学改革，接受了学生的热烈要求，决定把“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重头课程来开设。由于教师缺乏，王瑶就被分配改教“新文学史”这门课，并马上着手编写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当作任务”来完成。1950年5月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必须开设“新文学史”课程，许多学校指派教这门课的教员都是临时改行的，没有讲义，就纷纷向先行开课的王瑶索要讲义或大纲。《史稿》的成书是被这种需求催促的，虽无章所循，但似乎一气呵成，上册写得非常顺当。这也是当时新政权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