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禅根生,相煎何太急:张居正与王门狂禅的是非恩怨(2010-07-1817:35:12)明朝万历七年九月，泰州学派巨子何心隐死于狱中，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士人私下相传着何心隐惨遭横死的真相：是当朝首辅张居正授意湖广巡抚王之垣，杀害了这位晚明思想界的先驱者。明朝中叶，外儒内禅气质的阳明心学风靡，以四出讲学传教为风格的泰州后学，是心学后期影响最大的流派，也开启了王门异端。创始人王艮王心斋，出身盐户灶丁，仰慕王阳明的学说，38岁那年前往江西军中拜王为师。王阳明死后，王艮将良知说改进，认为良知即每个人的天然率性，是个体感性的自然存在；强调“身尊则道尊”，看重个人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在他看来，生而为人就应该有“治生”能力，能够安身立命，之后才可以谈其它事。这意味着阳明学说在王艮手里转向了个人主义的范畴。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嘉靖25年江西乡试第一名解元。因仰慕泰州王艮的良知说，拜王艮再传弟子颜山农为师，从此弃绝功名。何心隐得泰州学派真传后，开始各地讲学。何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他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专制体制，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南方自由经济萌芽的市民特点。嘉靖38年，何心隐因在宗族内进行理想社会（聚和合族）的试验，被当局定罪入狱，后经同门程学颜营救获释。旋即北上京师，参与并设局扳倒了权相严嵩。后惧严嵩党羽报复，更名南下避祸。讲学中他倡行师友交通，形成一种势力，即所谓的“会”，藉此来推行社会变革。明中期社会矛盾恶化，士人为时艰所忧，纷纷探求救国之策。于是何心隐的学说赢得了士人的共鸣。当时各地私办书院蓬勃发展，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于是阳明心学便代替程朱理学成为了私办书院的思想主流。一时间各种讲会风起云涌，有时会众竟达数千人，几日不休！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身为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深深忧虑。(黄仁宇说：中国的专制政体总是按照最落后地方的标准而设计，真是一针见血！)事实上，张居正年少时曾拜一位泰州学传播者李元阳为师。供职翰林院期间，受李的影响，张居正曾认真研读过王艮的书，并考虑过这种学术思想实用于政治的可能性。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也就是说，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泰州学派的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积极作用。于是何心隐这种“聚党贾誉”“虚而无当”的四处讲学，在张看来无异于异端邪说，于国家社稷全无好处。由此下令关闭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进而导致了张何二人的公开决裂。万历六年正月，正在夺情的张居正为神宗大婚出任纳采问名副使；三月返乡葬父，政务公文皆经驿递传至荆州张的老家，悉听裁决。士人腹诽然皆未敢声张；独何心隐无所顾忌，时时借讲学讥切时弊，直斥张专政，并撰《原学原讲》欲上书朝廷，要求开放民间讲学，与张居正的施政针锋相对。何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当局，多次遭到缉捕。翌年张居正开始以雷霆手段禁毁私学，其时，何心隐在南安被捕，旋押解至武昌。巡抚王之垣见其毫不服软并亢声争辩，命人痛笞百余杖。何心隐伤重难熬，死于狱中，时年63岁。对于何心隐的死，时文坛泰斗王世贞的《嘉隆江湖大侠》一书中这样记载：“心隐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君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择健卒痛笞之百馀，....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遂死。”何心隐的死在士人中间引起震动，许多生员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由此在武昌酿成一场学潮。以至著于清代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江陵柄政”一节，也大骂张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可见当时的民愤何等强烈！万历十八年，隐居湖广麻城芝佛上院的思想家李贽，刊刻了他的传世名作《焚书》，书中有一封李贽给友人的信《答邓明府》，正面澄清了张居正授意杀害何心隐的流言蜚语：“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既是何心隐的挚友也是论敌的李贽，在信中第一句话，却是极力为张居正辩诬。李贽认为，何心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