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西游记》研究综述陈金枝关于《西游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发表论文约300篇，除形象、版本、主题与作者研究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占了一定的比例。研究者们的研究思路更加开阔，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一、形象研究形象研究一直是《西游记》研究的重要内容。90年代，有关《西游记》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上较前有所减少，但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研究具体可分为原型研究和综合分析两类。1．原型研究。20世纪80年代人们大多就孙悟空与印度神猴哈奴曼之间的联系展开争论，但未成定论。90年代原型研究不再是热门话题，只有少数文章论及此事，且注意力转向了对沙僧、猪八戒和牛魔王等形象的研究。姚立江从印度佛经故事与中国神话入手分析，论证了印度佛经中的“金色猪”是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之原型，而小说《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则是中国神话中的“河伯”，“金色猪”只是“河伯”影子转化的促成因素。(《金猪与河伯———也谈猪八戒形象的原型》，《文史知识》，1990(2))张锦池则认为猪八戒是“国产猪”，他大量考证了中国古代传统猪文化及其与“西游故事”的联系，指出猪八戒原型是来自我国民间传说中的“黑猪精”。(《论猪八戒的血统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97(2))此外，张锦池还在《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一文中，提出宋元以来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出身是由沙漠恶煞演化为弱水水怪”，“其前身是无名天将”，且本是唐僧的二弟子；而世本中的沙和尚则“属品位不高的循吏的典型”，是作者“通书未下一谑辞”的“敬”、“爱”形象。(《文学遗产》1996(3))陈洪对牛魔王形象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游记》中不少形象是沿以前西游故事演化而来，而牛魔王则是吴承恩的“独立创造物”，“吴把佛理中‘大白牛’之说与‘牧牛’之说糅合在一起，运以己意”，产生了“不同凡妖”的牛魔王。(《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南开学报》1992(5))2．综合分析。有关孙悟空形象的分析研究依然占主导，但分析角度、深度都较前有较大差异。肖锦龙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将孙悟空、猪八戒与堂·吉诃德、桑丘进行多方面比较，从中审视中西民族文化的心态差异。(《从孙悟空、猪八戒与堂·吉诃德、桑丘看中西民族文化的心态》，《西北师大学报》1990(6))邹少雄提出孙悟空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历了“由萌芽到自觉，再到成熟”的“人类超我意识”的形象体现，他身上的种种超凡本领正是人类“超我的精神幻想”，而宗教本身所具有的超我性使得这一形象在《西游记》中体现得更为成功。(《人类超我意识的集中体现：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学术交流》1993(6))田同旭认为孙悟空是反理学的斗士；猪八戒是理学压迫下的凡夫俗子，唐僧是明代“三教合一”的形象写照。(《〈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论》，《山西大学学报》1994(2))。除以上形象分析之外，还有关于观音、如来佛、土地神、二郎神及佛祖等形象的论述，均各持所见，各有心得。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西游记》形象研究，人们不再局限于对书中主要人物的思考，一些原来被忽视的形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这对于重新解读这部名著有着积极的作用。二、版本研究与以前相比，90年代《西游记》版本研究逐渐“升温”，几成“热点”。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数量明显增多，且考证更为细致，争论也颇为激烈。徐朔方在《论〈西游记〉的成书》一文中提出：在世德堂本出现之前存在一个《西游记》原本，而世本是在原本基础上写定的，只是写定者“在文字上作了不少润色”，内容上进行了一定增删加工；而所有其他版本(即杨本、朱本、《真诠》本)都是世本或其祖本的节本，只是详简各异而已。(《社会科学战线》1992(2))侯会从小说情节的重叠与矛盾(青毛狮子两度作祸、“红孩儿”与“乌鸡国”故事开篇之雷同)入手对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乌鸡国”故事很可能不是小说的“原装”内容，而是在吴承恩之后，由另外的作者拟写插入的”；由此，他进一步涉及早期刊本中的江流僧的刊落问题，认为我们今天所见的世本并非世本原刻，而是荣寿堂对流传中已残缺的世德堂本经过了增插改动后所留下的“世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