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偏好、约束软化与国家退出——国有银行改革困境的一种描述李华民（广东金融学院华南金融研究所，广东广州）摘要：国有银行利润约束和预算约束软化问题的形成逻辑在于国家赋予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融资任务和社会责任，还有商业银行破产的外部传染问题，而并非“父爱主义”，也不满足产权结构界说。因此软约束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国家退出，主要指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融资任务和国家隐性担保承诺的退出。诸多现实因素决定了短期内国家退出的不完全性，进而决定了国有银行效率改进的渐进路径。在国家退出受到制约时，“经理人退出威胁”对于遏制国有银行费用偏好具有制度约束功能。本文的研究对于国有银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改革路径选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关键词：约束软化；政策负担；外部性问题；国家退出；经理人退出中图分类号：F83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①国有银行经营者之所以总是能够兑现其费用偏好，是因为存在着国家对国有银行的软约束问题，包括软利润约束和软预算约束。软利润约束是说，在出资人国家的多重目标的偏好序列上，利润追求屈从于其他目标，以致于国有银行经营者通过扩张费用规模而侵蚀利润空间的行为，也在国家的容忍范围内甚至得到了默许。软预算约束是说，由于国有银行承担了国家的政策性任务和社会责任并将继续如斯，使得国家不能承诺不去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能承诺不去解救陷入财务困境的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的引致问题包括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制度激励扭曲等等，其结果是国有银行费用规模扩张和盈利能力降低。对于软约束问题，本文更加强调利润约束软化问题。在近期的一篇文献中，我们在比较分析框架下验证了国有银行费用偏好[1]（李华民，2004-1）。该文研究结果表明，硬化银行利润约束和预算约束，抑制国有银行费用偏好已经成为提高国有银行盈利能力的先决条件。一、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要真正解决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其软约束问题的形成脉络。有关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研究文献非常多，但大都是以国有企业作为受约束体的。施华强和彭兴韵[2]（2003）曾专门针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软约束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其分析重点在于软约束问题表现，而对于形成逻辑则缺乏理论提炼。何况，他们把国有银行公有制度的产权结构作为其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不妥。因为产权结构与预算约束软化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林毅夫等[3]（2003）已有深层次讨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濒临危机的储蓄与信贷协会（Ｓ＆Ｌ）的监管宽容直至财务援助表明，产权结构并非软约束问题的本质原因，尽管我们不否认公有制背景中的软约束问题相对严重。（一）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与科尔奈的“父爱主义”中国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无论是利润约束软化还是预算约束软化，其根源都无法归入科尔奈（1980）[4]所描述的“父爱主义”。按照科尔奈（1980）对软约束形成逻辑的描述，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长期亏损中的国有企业，总是能够获得财政补贴或其他形式的援助，而不被市场淘汰。这是因为处于“父子关系”中的国家，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坚决不对濒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实行救助的强硬形象[5]①作者简介：李华民（1967—），男，河南濮阳籍，哲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省评破格）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在读博士，华南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华南金融研究》杂志审稿人、责任编辑。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金融制度改革与发展。lihuamin@gduf.edu.cn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广东金融学院；邮政编码：；联系电话：020-（办）（移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Schaffer,1989）。政府之所以频频举起“父爱主义”招牌，是因为不愿意接受企业破产所带来的诸如失业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①（Kornai,1980）。政府更加愿意假想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国有企业仅仅是遇到了暂时困难，经过援助能够恢复其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父爱主义”情结难以解释我国商业银行复建伊始就伴生而来的软约束问题。在“父爱主义”情结中，国家援助作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