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从实践哲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从实践哲学到后马克思主义【作者】尹树广【作者简介】尹树广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B15[文献标识码]A[]1002-8862(2002)07-0002-05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家问题又一次浮现出来，各种类型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主题。在各种国家理论对当前国家问题的回答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理论地位，它综合了工具论、实践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结构主义、系统功能主义、世界体系论、生活世界理论，从内生论与国家体系论两个视角出发研究国家问题，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国家观一直带有意识形态的片面性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在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问题中就越来越呈现出理论上的优势。近年来雅索普、卡诺伊、巴罗等人详细回顾和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力求综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回答全球化中国家消亡论的挑战，已经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国家问题的讨论较为关注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精英主义、存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国家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传统和近年来的发展重视不够，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1巴罗在《批判理论的国家观》中精辟地概念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内容的一般特点，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由于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一直是不稳定的。这些危机导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由于资本积累过程矛盾的发展，国家政策陷入系统的和不可超越的危机。因此，不可能再假定国家可以成功地维持资本积累的过程。或者再承受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确实，近来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论题是：不管国家精英们如何努力，国家在维护和影响资本积累、调解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社会矛盾上正在变得无效。因此，与早期对国家的研究不同，例如，工具主义或者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对象是去发展能够证明政策制定能力限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区别是：它强调能够概念化、预见和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而不像其它两个理论只是描述国家的维持和稳定的机制。系统分析主要企图通过辨别政策崩溃的特殊例子，去探讨国家的这些限度，特别是那些国家政策不能维持资本积累或者稳定，没有影响附属阶级的社会秩序上失败的例子。”(注：W·巴罗《国家的批判理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93年，第96页。)应该说，巴罗的这一分析还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即他并没有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的一般特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而哲学对国家批判的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使把国家问题看成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或者认为应该以权力理论或系统分析取代国家问题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以特定方式依赖特定的哲学。之所以不能放弃以哲学为出发点来研究国家，是因为对于实践、组织结构、历史机制的不同理解往往是真正导致国家观差别的原因，而阐明实践、组织结构和历史机制的问题需要的是哲学剖析。放弃在社会历史活动及其组织结构中对自由和必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理解，国家理论尽管可能描述了大量的经验，却失去了问题真正的现实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工具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生活世界理论的国家批判理论，基本上主张国家问题本身并非是纯粹的、实证性质的权力技术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或人的活动形式，与人的社会结构、处理多种关系的活动、文化意识形态的机制是分不开的。研究国家问题，当然也就离不开对实践活动和社会结构、历史的哲学思考，同时，解决国家问题与人的基本价值选择、政治实践、社会结构等因素也是难以分离的，停留于技术主义不可能让人信服地阐明国家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甚至会使国家实践活动背离社会的价值基础。从近代以来国家观经历了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关...